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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光流年》、《受活》之后，全面审视阎连科的创作，就会发现他虽然惯以底层农民、和平军人为题材，但是已经突破了题材的限制，小说具有了更为普遍的意义。再笼统地从地域文化、农民题材、军旅创作等角度对阎连科小说加以分析评价，已经失之于简单与偏颇。
一
目光向下，现实性强，刻画和展现社会底层人们的生存、命运与灵魂，是阎连科小说的最大特点。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是以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为表现对象：瑶沟系列关注的是农村的弱势农民，军旅系列展现的是出身农村的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东京人物系列刻画的是市民社会最没有地位的艺妓、杠夫之流。阎连科近年的创作有所变化，但着眼点仍然是弱势群体：《日光流年》里的三姓村村民不仅贫穷，还饱受病痛和死亡的折磨，普遍活不过四十岁，是穷人，更是病人；《受活》的主角——受活庄庄民十有七八是残疾人；《丁庄梦》描写的则是现代社会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另一弱势群体——艾滋病患者。对于这些人，用阎连科的话说就是“受苦人”。“我非常崇尚、甚至崇拜‘劳苦人’这三个字。这三个字越来越明晰地构成了我写作的核心，甚至可能会成为我今后写作的全部内核。”①这个“受苦人”的提法内涵丰富，受的可能是生活上的困窘，也可能是情感上的折磨、精神上的压抑和心灵的痛苦；受苦的也不一定限于穷苦百姓，衣食无忧、事业有成的人一样可能是那受苦的人。
“受苦”表明人在困境。人在世上，底线是生存，上线是发展。生存或发展遇到阻碍便形成困境。于是，阎连科小说一个困境套着一个困境，甚至时时是绝境。这困境是饥饿、贫穷、疾病、死亡，被欺凌、被孤立，没有地位和尊严。它作为一种生存或精神状态，和愤怒、焦虑、忧伤、绝望等联系在一起。造成困境的原因也大致类似：自然环境恶劣，经济落后，地位卑微，自身的懦弱以及地方恶势力等世人熟知的因素。
既然处于困境之中，“受苦人”在世上的首要任务就是活下去，并尽可能地活得好一些。诚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在中国还比较封闭落后的乡村，尤其是打工还没有形成社会风气之前的乡村，从困境突围的方式大致就这么几种：积极的方式是通过上学、当兵提干离开贫穷的乡土，或者借助婚姻和权势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消极的方式就是以极端的解决办法，自杀或者他杀，通过暴力除掉陷自己于困境的种种因素。但无论哪一种方式，都需要资本，都要付出代价，而这些弱势群体所拥有的除了农民式的狡黠和智慧，微薄的财产和体力劳动外，自尊、亲情、有限的自由与幸福和个人生命大概就是他们能够付出的全部代价了。于是，就有了《情感狱》为未来乡长选儿媳勾心斗角的大队干部，为上学机会而反目成仇的姐弟，打着爱情的幌子相互利用的青年男女，为了一个大队秘书吃亏受气的十八小队；就有了《黑猪毛，白猪毛》里争着去替撞死人的镇长坐牢的村民，有了儿子被撞死只求镇长收其弟为干儿的父母；有了《三棒槌》中为了摘掉绿帽子、让人看得起而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丈夫。
为了冲出困境，改变自己被欺凌、受侮辱的地位，这些“受苦人”拼命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生存下去的机会，一点点提升的机会，这些对人来说最基本的东西，在他们那里则成为极其稀缺的资源，因此在对稀缺资源的艰难追求中，在具体的利益争夺中，很多人类共同的信念分崩离析，自私、冷漠、懦弱、冷酷和狭隘等种种人性恶的一面冲破道德伦理亲情尊严的束缚奔将出来，上演了一幕幕人间的悲剧。小说人物在动物式生存的追求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性格特点，用阎连科《情感狱》第一章“浑浊的我与乡间的他们”中的话来概括，那就是“浑浊”。“浑浊”就是不纯粹，不透明，是社会中人所具有的种种复杂性的综合。“浑浊”其实社会中人人都有，只是在小说中被作者以艺术的手法表现得集中和突出而已。
为了凸显“浑浊”，作者采取了聚焦放大的手法：将苦难推向极致——用文字修建了一座无形的坟墓，所有的人物都处在一种封闭、压抑、窘迫、窒息、紧张的环境与氛围之中，并将这困境中的生存推向极致——人物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生存、人格尊严、发展都受到极度挑战，基本上处于不拼命挣扎就要被活活埋葬在坟墓之中的境地，于是人物对生命和利益的追求往往是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的，亲情、自由、幸福、尊严、节操等等都可以牺牲掉；假如出现了付出和牺牲，那很可能是为了换取更大的利益。于是，就有了《日光流年》中三姓村村民为了改变不到四十就死亡的命运，卖人皮卖婚姻卖一切可卖的东西；司马蓝为了活下去，为了得到做手术的钱，带着女儿跪求自己的恋人蓝四十去做妓女；就有了《生死晶黄》中的三排长为了保住性命，宁可上军事法庭，也拒不执行营长下达的堵漏命令。那些被视为最远离功利的，比如说爱情，比如说军人的牺牲和荣誉，在这里也都让位于生存。对于他们尤其是男人来说，活着就是最大的利益——“生命是一切的基础，只有活着，才谈得上战功、荣誉、地位、金钱等等的意义，倘若死了，一切鲜花和荣誉不是一样的死了吗？”
“浑浊”的反面是“透明”，是单纯、友善，是付出与牺牲。阎连科写人物为了存活和发展而“浑浊”，但是也刻画了少数“透明”人物。不过在作者看来，“透明”是不容于世的，即使是天真的少年，大概也只有死路一条：十二岁的小姑娘奴儿是透明的，最终消失于茫茫雪海；十七岁的城市少年夏日落是透明的，在小说中根本就没有直接出现，关于他的信息只有自杀；《生死老小》中的老人是透明的，为救孤儿输血而死。在作者的观念里，大概“透明”是小孩子才拥有的短暂状态，人要长大要存活，就只能走向“浑浊”。所以作者在充满冷漠、伪饰与算计的《浑浊的我与乡间的他们》最后写道：“和村长家三姑女的交往，我知道我已经是个坏孩娃。坏得让我忆起时身上发抖。然我早先不是那样儿。早先我如一滴透明的水，哭声、笑声、骂声，都晶晶莹莹地亮。”
“透明”不能存在，类似的崇高和理想之类亦是如此。在不能影响生存的前提下，理想和追求在小说中被权势和欲望取代，在阎连科小说中成为人物的动力来源和行为指向，这在《坚硬如水》、《日光流年》中得到了极度的展示。
二
阎连科对“受苦人”困境生存状况的描写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但是在对人物“浑浊”特点的过于渲染和强调，使小说体现出紧贴地面写作而眼界不宽、境界不高的缺憾。不过，作者通过对三组对立关系——乡土与城市，生与死，社会与个人的反思与刻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憾。
1.乡土与城市
这是阎连科小说最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对立存在。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务农真绝望，唯一的出路是离开乡土，到城市去——这是小说人物共同的心声。阎连科小说最初引起关注、受到赞誉，就在于他把农民的这种渴望，这种对离开乡土进城不屈不挠的执着追求细致入微地展现了出来。离开农村进城，这也成为阎连科小说的一个基本情结，许多作品人物的活动和心理都围绕此展开。比较典型的是《往返在土塬》。这里的土塬可以说是乡土的缩影。为了换得招工指标让儿子离开土塬，爹去做批斗对象，自毁清白；在民兵营长的儿子填表之后，二姐嫁给支书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外甥把招工指标拿了回来；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儿子却因为招工指标作废而返回土塬。众人费尽心力要离开的乡土是什么呢？是阔土、野树、草房、灰雀、鸡狗、锄镐组成的围墙圈子，是穷困、单调、乏闷和荒谬。农民就在这围墙圈子里日复一日的劳作生活，直到死去。在平安无事的时候，乡土是家的所在，灾难到来的时候，乡土就如同地狱了，具有了可怕的吸力和吃人的能量。
乡土是要逃离的苦海，却也是根系所在。农民对乡土的感情有怨恨，有无可奈何，却也有亲切和深深的眷恋。作者一方面描写农民为了进城而执着追求，一方面也用相当的篇幅描写离开乡土之后，对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散漫自由的乡村日子的怀念，对淳朴的民风与乡情的眷恋。作者对农民和乡土关系的刻画，主要集中在对农民出身的军人的描写上。作者笔下的农民军人，基本上都是农民群体中精明能干的一类。他们拼命挣扎，渴望鲤鱼跳龙门，是以做农民，他不会是本份的农民；摆脱农民身份，从弱势群体脱颖而出之后，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仍然处在最下层，仍然需要奋斗不止。在从农民转变为军人的过程中，他农民式的智慧、淳朴、吃苦耐劳是一种推动力；在做了下级军官之后，其农民式的狭隘与保守以及对生命与土地的执着，在一定程度上却反过来成为向上攀升的阻力。
逃离乡村是为了进城，参军则是进城的一种。城市对于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没有接触的时候是美丽新世界，是崭新、轻松又有情趣和意义的生活，有的是憧憬和向往；实际进城之后，城市却是陌生的融不进去的荒漠，感情上也成了厌恶、反感和恐慌。所以在作者笔下，所谓乡土和城市不仅有物质环境上的差异，更是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差异。
作者对这种差异的刻画集中在小乡镇。介于乡土和城市二者之间的小乡镇是两种文化冲突最为集中和突出的地方。在阎连科这里，象征之所是刘街。阎连科不少地方都涉及到刘街，《寻找土地》通过孤儿安葬对比了象征商业社会的刘街的冷酷，象征着乡土文化的马家峪的温情淳朴。马家峪的人认为：“外面的人不是人，世界也不是好世界。说如今的世道，都让那城市的教养染坏了，先前去刘街赶集，饿了到谁家都能讨出一碗饭，眼下再去，讨一碗水喝，也要收你二分钱。”只认得钱、刻薄、缺人情，就是作者眼中的刘街。《寻找土地》有寓意，但是创作还相对传统，《乡村死亡报告》则类似于黑色幽默，将商业文化对人性的侵蚀渲染得淋漓尽致。事情很简单，有人在刘街被过往汽车轧死了，面目全非，无法辨认。死人也是常事，和自己不相干，于是很快周围的人就像城里经常出现的那样该干嘛就干嘛去了，留下血糊糊的尸首躺在地上。在村支书要筹钱埋葬这个被认为是刘丙林的人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发现举着刘丙林的两条短腿在路上拦截车辆要来不少钱之后，其他的人蜂拥而上，有的挑起了血衣，有的举着胳膊，有的举着碾碎的胸脯架儿……原来躺在地上无人过问的死人现在炙手可热，除了掉在地上拣起来也没什么用的几根头发，死者支离破碎的身体出现在了各个路口，成了招财进宝的摇钱树；而错过了挣钱机会的其他刘街人，想要挣下一步埋葬刘丙林的钱，于是自发的去搭灵棚，进了刘丙林的家门却变成拿走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警察到底来了，通过反过来在死人身上找证据的做法证明死者就是刘丙林，就这么里外配合着了结了这起交通事故。这个被认为是刘丙林的人被刘街人很风光地安葬了。在安葬过程中，途经刘丙林被洗劫一空的家，在他家附近的榆树上，人们发现了上吊自杀了的刘丙林。这是一个小故事，但是发展富有戏剧性，一切都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有很强的可阅读性，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批判性，是阎连科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一篇佳作。
2.生与死
生与死也是在阎连科创作中反复出现的基本情结：一是以生死为主题，如《生死晶黄》，以人对待生死的态度及转变揭示生命的价值与存在的意义；一是用死人的视角看待社会人生，人虽死去，但仍然存在，以死者对自己生前死后的冷眼旁观来展现现实的残酷、人情的淡漠，作品如《寻找土地》、《鸟孩诞生》。
对生死问题表达最充分、思考最深刻的当属《日光流年》。处于耙耧山脉深处的三姓村，村人活不到四十岁就病死，村人减少，村庄都面临着灭绝的命运。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三姓村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抗：换食物、换土壤、换水源，为了提供更换需要的器具，村民们卖皮、卖淫、卖婚姻、自尊等可以付出的一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巨大牺牲，得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牺牲无效的证明，死亡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三姓村的村民。避死求生中死生相继，死生相继中避死求生，是《日光流年》唯一的主题，小说所有的细节无不围绕此展开。小说的第一句就是：“嘭的一声，司马蓝要死了。”第一个细节是司马蓝兄弟分坟地，旁观的杜柏拿着《黄帝内经》，不再希冀从中找到益寿的药方后，他想到了挖了一半的灵隐渠可能会救命。就为了这种可能性，下面所有的情节都围绕灵隐渠展开了——要修渠就要先保住领头的司马蓝的性命，保住性命就要用钱作手术，于是就有了司马兄弟去卖皮，就有了杜柏打司马蓝的妻子、自己的妹妹竹翠，也就有了司马蓝领着闺女跪求蓝四十卖淫挣钱，蓝四十卖淫得了性病……环环相扣着修渠开始了，渠修通了，腥臭的渠水来了，三姓村民又一次绝望了。这是第一卷的内容。后面倒叙的四卷虽然解决的方法不同、面临的具体问题不同，但是框架却基本一致，都是为了某种改变四十岁死亡的可能性付诸的实施，全村人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最终无不以失望告终。
这部小说写尽了人生的悲苦、矛盾和挣扎。阎连科在《日光流年》序言中写道：“我们来到人世匆忙一程，原本不是为了争夺，不是为了尔虞，不是为了金钱、权力和欲望。甚至，也不是为了爱情。真、善、美与假、恶、丑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走来的时候，仅仅是为了我们不能不走来，我们走去的时候，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能不走去。而这来去之间的人事物景，无论多么美好，其实也不是我们模糊的人生目的。”哲人乌纳穆塔也说过：“既然我们必得生活在矛盾加剧里，并且是靠矛盾才得以活下去；既然生命是一场悲剧，一场持续不断的挣扎，其中没有任何胜算或胜算的希望，那么，生命便是矛盾。”人生是在不得不生与不得不死之间的一段经历，注定生活在矛盾之中，但如果否认真、善、美是人生目的，认为生死只是不得不生和不得不死，其实是偏颇的。人作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在哪里呢？没有对真善美的追求，人何以为人？序言和小说反映了作者生死观的主观性和局限性。也正因为这种局限性，《日光流年》中的人物在行为上类似自然生物，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其他都可以牺牲，描述和展现这样的生存又有何意义？
同样因为作者的这种生死观念，小说中的很多人物才会出现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即认为有形的外界事物和无形的荣誉等所有客观存在，都有赖于人的主体，没有了主体的人，其他一切也就不复存在或者说没有意义。不过通过《生死晶黄》中大鹏从逃避死亡到主动牺牲的转变，可以看出作者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些犹疑和模糊，不是很肯定很清晰。
3.社会与个人
在《受活》之前，阎连科小说对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刻画并不突出，是《受活》将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受活》是阎连科迄今最为成功的作品。如果说《瑶沟的日头》、《两程故里》等小说为作者赢得了最初的赞誉，那么最终使作者超出一般作家之上的是《受活》这样的作品。在此之前的其他作品如同日出前的满天朝霞，《受活》则如一跃而起升上高空的朝日，散发出眩目的光辉和奇异的色彩。这部奇书的主要内容用自身的简介来说，就是：“在混乱的历史和社会中，一个付出了巨大牺牲、终于把自己融入现代人类进程的社会边缘的乡村，在一个匪夷所思的县长带领下，经历了一段匪夷所思的‘经典创业”的极致体验——用‘受活庄’里上百个聋、哑、盲、瘸的残疾人组成‘绝术团’巡回演出赚来的钱，在附近的魂魄山上建起了一座‘列宁纪念堂’，并要去遥远的俄罗斯把列宁的遗体买回来安放在中国大地上，从而期冀以此实现中国乡民的天堂之梦”。
故事的内容大致如此，简介没有说出的是贯穿小说的两条线索分别体现着两个乌托邦构想：一个是县长柳雀鹰的乌托邦，梦想通过修建魂魄山森林公园和列宁纪念堂，引来全国全世界的人参观，县城的人们从此过上天堂的日子——“钱花不完了，像秋天来了，地上扫不完了树叶一样呢，让你们为花不完钱犯愁哩”；另一乌托邦构想是偏远封闭、远离社会的受活庄，虽然村民大都是残疾人，但是相互照顾、和睦相处，具有原始共产主义的一些特点，在古时“把日子过得宛若天堂”，“家家人人，都适得其所”，后来也能“在新社会中生活得美满而安详，幸福而快活”。从村落布局、日常生活到受活庆，真正以人为本，体现了人的尊严、自信和能力，是正常人反而要弄成残疾梦想生活的地方——“家家都有种不完的地，家家都有吃不完的粮，家家都请别人帮过工，又去别家帮过工，那日子是瘸子要用瞎子的腿，瞎子要用瘸子的眼，聋子离不了哑巴的耳，哑巴离不了聋子的嘴。一村人的日子过得如一户人家样，祥和富足，殷殷实实，无争无吵”。这种美好状态中止于加入人民公社，由自然形成的群体变成了社会组织的一部分，从此大炼钢铁、自然灾害等种种天灾人祸接踵而来，于是受活庄人在茅枝的带领下代价再大也要“退社”，从社会组织退出去，回到原来的自然状态。
两个乌托邦差别很大，但却并非毫无关联——柳鹰雀的乌托邦是现代商业文化浸染出来的梦想，特征是钱花不完，实现这个乌托邦却要靠受活庄的残疾人表演；受活庄的乌托邦是带有传统农业文明色彩的世外桃源，特征是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要实现这个乌托邦则需要柳鹰雀代表的现代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同意和许可。正是这相异的二者的交融才使作品焕发出奇异的光彩。就本来的意义来说，人在宇宙之中处在自然界和神界之间，自然界是人所从来，理想的神界是人之所向。人离开自然界，也就永远失去了自然生物的先天自足性；人又始终达不到理想的神界，也就永远得不到圆满，因此人总是有缺憾的不自由的，“成了永恒的流浪者”②。超越本能促使人朝着圆满无缺努力，这两个乌托邦就体现了两个相反的努力方向。茅枝拼死也要“退社”，是希冀回到原来不受社会侵害、自给自足的自然状态；柳雀鹰梦想建成列宁纪念堂，从而金钱如水流来，是在物质上达到极大丰富，达到理想的完满无缺之境。两个方向相反的乌托邦构想，都存在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的渴望，只是茅枝的不满在于社会组织对人性的戕害，柳雀鹰渴望的是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对两个乌托邦构想以及冲突的描绘，作者实际是在表现自己对应然世界的认识。只有对应然世界有了明确的看法，在创作中才可能出现如此狂想和虚构，才能对社会和个人、社会规范和人性之间的关系上作深刻而形象的阐明，从而形成巨大的张力，并产生强大的现实批判力，作品也因此具有了奇异的艺术魅力。
三
关注现实民生，就会发现阎连科这样的作家、《受活》这样的作品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批判现实的勇气大于直面现实、表现现实的勇气，在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阎连科在这一点上值得致敬。他运用写实、夸张变形等表现手法，形象地揭示了客观存在却又无形的不合理的社会组织对个体的戕害，消费文化对人性的侵蚀，以及人性中存在的善良、贪婪、懦弱等复杂性，天马行空却有其自然深刻之处，让人在联想之中进一步思索，展现了文学的魅力、文学的力量。
尽管阎连科已经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创作水平，但是作为仍然在前进之中的作家，其创作上还存在一些让人遗憾的地方，在“生与死”部分已经有所提及。此外，阎连科作品还有两点不足相对突出：
一是人物存在类型化的情况。阎连科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农民、军人形象，他们作为类型人物是成功的，但是就个体塑造而言恐怕就称不上成功。共同的人生体验和价值观念，雷同的不能摆脱作者控制的语言表达，导致不同的农民与不同的军人具有太多的相似性，削弱了人物的独立性和个性。这种状况尤其表现在阎连科早期作品中。
二是部分作品的叙事抒情过于主观恣肆，还需要加以适当的客观节制和沉淀过滤。黑格尔讲：“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的来源。情致所打动的是一根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弦子，每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含的意蕴的价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情致能感动人，因为它自在自为地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的力量。”③情感对小说的重要意义怎样强调也是不为过的。始终洋溢着一种无以名状的激情与痛苦，也是阎连科小说中的一个突出特点。但是情感是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必需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过于主观的情感投入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阎连科一些作品就因为在感情上过于恣肆，且没有细节的支持，反而削弱了可信性和艺术感染力。比如说《耙耧天歌》里母亲用自己的脑髓和骨头给呆痴的孩子治病，如此富有牺牲精神的母性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如此愚昧和狭隘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今仍然有人相信新鲜的人脑可以治疗精神病之类，但是整个情节的安排和设计，像阴魂不散的丈夫和死的屠夫在作品中的作用，都过于主观，过于挑战读者的智商，让人难以接受并心生反感。
虽然有以上令人遗憾的地方，但是正如《活着》的作者余华也有《兄弟》这样的作品，要求作家完美无缺也是不现实的。我们相信随着社会和文学自身的不断发展变化，阎连科能够继续直面现实、关注民生，对现实拥有足够深刻的认识和足够坚强的意志，在整体上把握和反映迅速变化的时代精神，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注 释
①阎连科：《受活：超现实写作的重要尝试》，《南方文坛》2004年第2期。
②弗洛姆：《自为的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版，第35－36页。
③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版，第296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一
目光向下，现实性强，刻画和展现社会底层人们的生存、命运与灵魂，是阎连科小说的最大特点。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是以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为表现对象：瑶沟系列关注的是农村的弱势农民，军旅系列展现的是出身农村的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东京人物系列刻画的是市民社会最没有地位的艺妓、杠夫之流。阎连科近年的创作有所变化，但着眼点仍然是弱势群体：《日光流年》里的三姓村村民不仅贫穷，还饱受病痛和死亡的折磨，普遍活不过四十岁，是穷人，更是病人；《受活》的主角——受活庄庄民十有七八是残疾人；《丁庄梦》描写的则是现代社会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另一弱势群体——艾滋病患者。对于这些人，用阎连科的话说就是“受苦人”。“我非常崇尚、甚至崇拜‘劳苦人’这三个字。这三个字越来越明晰地构成了我写作的核心，甚至可能会成为我今后写作的全部内核。”①这个“受苦人”的提法内涵丰富，受的可能是生活上的困窘，也可能是情感上的折磨、精神上的压抑和心灵的痛苦；受苦的也不一定限于穷苦百姓，衣食无忧、事业有成的人一样可能是那受苦的人。
“受苦”表明人在困境。人在世上，底线是生存，上线是发展。生存或发展遇到阻碍便形成困境。于是，阎连科小说一个困境套着一个困境，甚至时时是绝境。这困境是饥饿、贫穷、疾病、死亡，被欺凌、被孤立，没有地位和尊严。它作为一种生存或精神状态，和愤怒、焦虑、忧伤、绝望等联系在一起。造成困境的原因也大致类似：自然环境恶劣，经济落后，地位卑微，自身的懦弱以及地方恶势力等世人熟知的因素。
既然处于困境之中，“受苦人”在世上的首要任务就是活下去，并尽可能地活得好一些。诚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在中国还比较封闭落后的乡村，尤其是打工还没有形成社会风气之前的乡村，从困境突围的方式大致就这么几种：积极的方式是通过上学、当兵提干离开贫穷的乡土，或者借助婚姻和权势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消极的方式就是以极端的解决办法，自杀或者他杀，通过暴力除掉陷自己于困境的种种因素。但无论哪一种方式，都需要资本，都要付出代价，而这些弱势群体所拥有的除了农民式的狡黠和智慧，微薄的财产和体力劳动外，自尊、亲情、有限的自由与幸福和个人生命大概就是他们能够付出的全部代价了。于是，就有了《情感狱》为未来乡长选儿媳勾心斗角的大队干部，为上学机会而反目成仇的姐弟，打着爱情的幌子相互利用的青年男女，为了一个大队秘书吃亏受气的十八小队；就有了《黑猪毛，白猪毛》里争着去替撞死人的镇长坐牢的村民，有了儿子被撞死只求镇长收其弟为干儿的父母；有了《三棒槌》中为了摘掉绿帽子、让人看得起而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丈夫。
为了冲出困境，改变自己被欺凌、受侮辱的地位，这些“受苦人”拼命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生存下去的机会，一点点提升的机会，这些对人来说最基本的东西，在他们那里则成为极其稀缺的资源，因此在对稀缺资源的艰难追求中，在具体的利益争夺中，很多人类共同的信念分崩离析，自私、冷漠、懦弱、冷酷和狭隘等种种人性恶的一面冲破道德伦理亲情尊严的束缚奔将出来，上演了一幕幕人间的悲剧。小说人物在动物式生存的追求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性格特点，用阎连科《情感狱》第一章“浑浊的我与乡间的他们”中的话来概括，那就是“浑浊”。“浑浊”就是不纯粹，不透明，是社会中人所具有的种种复杂性的综合。“浑浊”其实社会中人人都有，只是在小说中被作者以艺术的手法表现得集中和突出而已。
为了凸显“浑浊”，作者采取了聚焦放大的手法：将苦难推向极致——用文字修建了一座无形的坟墓，所有的人物都处在一种封闭、压抑、窘迫、窒息、紧张的环境与氛围之中，并将这困境中的生存推向极致——人物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生存、人格尊严、发展都受到极度挑战，基本上处于不拼命挣扎就要被活活埋葬在坟墓之中的境地，于是人物对生命和利益的追求往往是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的，亲情、自由、幸福、尊严、节操等等都可以牺牲掉；假如出现了付出和牺牲，那很可能是为了换取更大的利益。于是，就有了《日光流年》中三姓村村民为了改变不到四十就死亡的命运，卖人皮卖婚姻卖一切可卖的东西；司马蓝为了活下去，为了得到做手术的钱，带着女儿跪求自己的恋人蓝四十去做妓女；就有了《生死晶黄》中的三排长为了保住性命，宁可上军事法庭，也拒不执行营长下达的堵漏命令。那些被视为最远离功利的，比如说爱情，比如说军人的牺牲和荣誉，在这里也都让位于生存。对于他们尤其是男人来说，活着就是最大的利益——“生命是一切的基础，只有活着，才谈得上战功、荣誉、地位、金钱等等的意义，倘若死了，一切鲜花和荣誉不是一样的死了吗？”
“浑浊”的反面是“透明”，是单纯、友善，是付出与牺牲。阎连科写人物为了存活和发展而“浑浊”，但是也刻画了少数“透明”人物。不过在作者看来，“透明”是不容于世的，即使是天真的少年，大概也只有死路一条：十二岁的小姑娘奴儿是透明的，最终消失于茫茫雪海；十七岁的城市少年夏日落是透明的，在小说中根本就没有直接出现，关于他的信息只有自杀；《生死老小》中的老人是透明的，为救孤儿输血而死。在作者的观念里，大概“透明”是小孩子才拥有的短暂状态，人要长大要存活，就只能走向“浑浊”。所以作者在充满冷漠、伪饰与算计的《浑浊的我与乡间的他们》最后写道：“和村长家三姑女的交往，我知道我已经是个坏孩娃。坏得让我忆起时身上发抖。然我早先不是那样儿。早先我如一滴透明的水，哭声、笑声、骂声，都晶晶莹莹地亮。”
“透明”不能存在，类似的崇高和理想之类亦是如此。在不能影响生存的前提下，理想和追求在小说中被权势和欲望取代，在阎连科小说中成为人物的动力来源和行为指向，这在《坚硬如水》、《日光流年》中得到了极度的展示。
二
阎连科对“受苦人”困境生存状况的描写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但是在对人物“浑浊”特点的过于渲染和强调，使小说体现出紧贴地面写作而眼界不宽、境界不高的缺憾。不过，作者通过对三组对立关系——乡土与城市，生与死，社会与个人的反思与刻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憾。
1.乡土与城市
这是阎连科小说最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对立存在。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务农真绝望，唯一的出路是离开乡土，到城市去——这是小说人物共同的心声。阎连科小说最初引起关注、受到赞誉，就在于他把农民的这种渴望，这种对离开乡土进城不屈不挠的执着追求细致入微地展现了出来。离开农村进城，这也成为阎连科小说的一个基本情结，许多作品人物的活动和心理都围绕此展开。比较典型的是《往返在土塬》。这里的土塬可以说是乡土的缩影。为了换得招工指标让儿子离开土塬，爹去做批斗对象，自毁清白；在民兵营长的儿子填表之后，二姐嫁给支书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外甥把招工指标拿了回来；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儿子却因为招工指标作废而返回土塬。众人费尽心力要离开的乡土是什么呢？是阔土、野树、草房、灰雀、鸡狗、锄镐组成的围墙圈子，是穷困、单调、乏闷和荒谬。农民就在这围墙圈子里日复一日的劳作生活，直到死去。在平安无事的时候，乡土是家的所在，灾难到来的时候，乡土就如同地狱了，具有了可怕的吸力和吃人的能量。
乡土是要逃离的苦海，却也是根系所在。农民对乡土的感情有怨恨，有无可奈何，却也有亲切和深深的眷恋。作者一方面描写农民为了进城而执着追求，一方面也用相当的篇幅描写离开乡土之后，对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散漫自由的乡村日子的怀念，对淳朴的民风与乡情的眷恋。作者对农民和乡土关系的刻画，主要集中在对农民出身的军人的描写上。作者笔下的农民军人，基本上都是农民群体中精明能干的一类。他们拼命挣扎，渴望鲤鱼跳龙门，是以做农民，他不会是本份的农民；摆脱农民身份，从弱势群体脱颖而出之后，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仍然处在最下层，仍然需要奋斗不止。在从农民转变为军人的过程中，他农民式的智慧、淳朴、吃苦耐劳是一种推动力；在做了下级军官之后，其农民式的狭隘与保守以及对生命与土地的执着，在一定程度上却反过来成为向上攀升的阻力。
逃离乡村是为了进城，参军则是进城的一种。城市对于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没有接触的时候是美丽新世界，是崭新、轻松又有情趣和意义的生活，有的是憧憬和向往；实际进城之后，城市却是陌生的融不进去的荒漠，感情上也成了厌恶、反感和恐慌。所以在作者笔下，所谓乡土和城市不仅有物质环境上的差异，更是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差异。
作者对这种差异的刻画集中在小乡镇。介于乡土和城市二者之间的小乡镇是两种文化冲突最为集中和突出的地方。在阎连科这里，象征之所是刘街。阎连科不少地方都涉及到刘街，《寻找土地》通过孤儿安葬对比了象征商业社会的刘街的冷酷，象征着乡土文化的马家峪的温情淳朴。马家峪的人认为：“外面的人不是人，世界也不是好世界。说如今的世道，都让那城市的教养染坏了，先前去刘街赶集，饿了到谁家都能讨出一碗饭，眼下再去，讨一碗水喝，也要收你二分钱。”只认得钱、刻薄、缺人情，就是作者眼中的刘街。《寻找土地》有寓意，但是创作还相对传统，《乡村死亡报告》则类似于黑色幽默，将商业文化对人性的侵蚀渲染得淋漓尽致。事情很简单，有人在刘街被过往汽车轧死了，面目全非，无法辨认。死人也是常事，和自己不相干，于是很快周围的人就像城里经常出现的那样该干嘛就干嘛去了，留下血糊糊的尸首躺在地上。在村支书要筹钱埋葬这个被认为是刘丙林的人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发现举着刘丙林的两条短腿在路上拦截车辆要来不少钱之后，其他的人蜂拥而上，有的挑起了血衣，有的举着胳膊，有的举着碾碎的胸脯架儿……原来躺在地上无人过问的死人现在炙手可热，除了掉在地上拣起来也没什么用的几根头发，死者支离破碎的身体出现在了各个路口，成了招财进宝的摇钱树；而错过了挣钱机会的其他刘街人，想要挣下一步埋葬刘丙林的钱，于是自发的去搭灵棚，进了刘丙林的家门却变成拿走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警察到底来了，通过反过来在死人身上找证据的做法证明死者就是刘丙林，就这么里外配合着了结了这起交通事故。这个被认为是刘丙林的人被刘街人很风光地安葬了。在安葬过程中，途经刘丙林被洗劫一空的家，在他家附近的榆树上，人们发现了上吊自杀了的刘丙林。这是一个小故事，但是发展富有戏剧性，一切都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有很强的可阅读性，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批判性，是阎连科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一篇佳作。
2.生与死
生与死也是在阎连科创作中反复出现的基本情结：一是以生死为主题，如《生死晶黄》，以人对待生死的态度及转变揭示生命的价值与存在的意义；一是用死人的视角看待社会人生，人虽死去，但仍然存在，以死者对自己生前死后的冷眼旁观来展现现实的残酷、人情的淡漠，作品如《寻找土地》、《鸟孩诞生》。
对生死问题表达最充分、思考最深刻的当属《日光流年》。处于耙耧山脉深处的三姓村，村人活不到四十岁就病死，村人减少，村庄都面临着灭绝的命运。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三姓村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抗：换食物、换土壤、换水源，为了提供更换需要的器具，村民们卖皮、卖淫、卖婚姻、自尊等可以付出的一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巨大牺牲，得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牺牲无效的证明，死亡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三姓村的村民。避死求生中死生相继，死生相继中避死求生，是《日光流年》唯一的主题，小说所有的细节无不围绕此展开。小说的第一句就是：“嘭的一声，司马蓝要死了。”第一个细节是司马蓝兄弟分坟地，旁观的杜柏拿着《黄帝内经》，不再希冀从中找到益寿的药方后，他想到了挖了一半的灵隐渠可能会救命。就为了这种可能性，下面所有的情节都围绕灵隐渠展开了——要修渠就要先保住领头的司马蓝的性命，保住性命就要用钱作手术，于是就有了司马兄弟去卖皮，就有了杜柏打司马蓝的妻子、自己的妹妹竹翠，也就有了司马蓝领着闺女跪求蓝四十卖淫挣钱，蓝四十卖淫得了性病……环环相扣着修渠开始了，渠修通了，腥臭的渠水来了，三姓村民又一次绝望了。这是第一卷的内容。后面倒叙的四卷虽然解决的方法不同、面临的具体问题不同，但是框架却基本一致，都是为了某种改变四十岁死亡的可能性付诸的实施，全村人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最终无不以失望告终。
这部小说写尽了人生的悲苦、矛盾和挣扎。阎连科在《日光流年》序言中写道：“我们来到人世匆忙一程，原本不是为了争夺，不是为了尔虞，不是为了金钱、权力和欲望。甚至，也不是为了爱情。真、善、美与假、恶、丑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走来的时候，仅仅是为了我们不能不走来，我们走去的时候，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能不走去。而这来去之间的人事物景，无论多么美好，其实也不是我们模糊的人生目的。”哲人乌纳穆塔也说过：“既然我们必得生活在矛盾加剧里，并且是靠矛盾才得以活下去；既然生命是一场悲剧，一场持续不断的挣扎，其中没有任何胜算或胜算的希望，那么，生命便是矛盾。”人生是在不得不生与不得不死之间的一段经历，注定生活在矛盾之中，但如果否认真、善、美是人生目的，认为生死只是不得不生和不得不死，其实是偏颇的。人作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在哪里呢？没有对真善美的追求，人何以为人？序言和小说反映了作者生死观的主观性和局限性。也正因为这种局限性，《日光流年》中的人物在行为上类似自然生物，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其他都可以牺牲，描述和展现这样的生存又有何意义？
同样因为作者的这种生死观念，小说中的很多人物才会出现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即认为有形的外界事物和无形的荣誉等所有客观存在，都有赖于人的主体，没有了主体的人，其他一切也就不复存在或者说没有意义。不过通过《生死晶黄》中大鹏从逃避死亡到主动牺牲的转变，可以看出作者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些犹疑和模糊，不是很肯定很清晰。
3.社会与个人
在《受活》之前，阎连科小说对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刻画并不突出，是《受活》将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受活》是阎连科迄今最为成功的作品。如果说《瑶沟的日头》、《两程故里》等小说为作者赢得了最初的赞誉，那么最终使作者超出一般作家之上的是《受活》这样的作品。在此之前的其他作品如同日出前的满天朝霞，《受活》则如一跃而起升上高空的朝日，散发出眩目的光辉和奇异的色彩。这部奇书的主要内容用自身的简介来说，就是：“在混乱的历史和社会中，一个付出了巨大牺牲、终于把自己融入现代人类进程的社会边缘的乡村，在一个匪夷所思的县长带领下，经历了一段匪夷所思的‘经典创业”的极致体验——用‘受活庄’里上百个聋、哑、盲、瘸的残疾人组成‘绝术团’巡回演出赚来的钱，在附近的魂魄山上建起了一座‘列宁纪念堂’，并要去遥远的俄罗斯把列宁的遗体买回来安放在中国大地上，从而期冀以此实现中国乡民的天堂之梦”。
故事的内容大致如此，简介没有说出的是贯穿小说的两条线索分别体现着两个乌托邦构想：一个是县长柳雀鹰的乌托邦，梦想通过修建魂魄山森林公园和列宁纪念堂，引来全国全世界的人参观，县城的人们从此过上天堂的日子——“钱花不完了，像秋天来了，地上扫不完了树叶一样呢，让你们为花不完钱犯愁哩”；另一乌托邦构想是偏远封闭、远离社会的受活庄，虽然村民大都是残疾人，但是相互照顾、和睦相处，具有原始共产主义的一些特点，在古时“把日子过得宛若天堂”，“家家人人，都适得其所”，后来也能“在新社会中生活得美满而安详，幸福而快活”。从村落布局、日常生活到受活庆，真正以人为本，体现了人的尊严、自信和能力，是正常人反而要弄成残疾梦想生活的地方——“家家都有种不完的地，家家都有吃不完的粮，家家都请别人帮过工，又去别家帮过工，那日子是瘸子要用瞎子的腿，瞎子要用瘸子的眼，聋子离不了哑巴的耳，哑巴离不了聋子的嘴。一村人的日子过得如一户人家样，祥和富足，殷殷实实，无争无吵”。这种美好状态中止于加入人民公社，由自然形成的群体变成了社会组织的一部分，从此大炼钢铁、自然灾害等种种天灾人祸接踵而来，于是受活庄人在茅枝的带领下代价再大也要“退社”，从社会组织退出去，回到原来的自然状态。
两个乌托邦差别很大，但却并非毫无关联——柳鹰雀的乌托邦是现代商业文化浸染出来的梦想，特征是钱花不完，实现这个乌托邦却要靠受活庄的残疾人表演；受活庄的乌托邦是带有传统农业文明色彩的世外桃源，特征是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要实现这个乌托邦则需要柳鹰雀代表的现代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同意和许可。正是这相异的二者的交融才使作品焕发出奇异的光彩。就本来的意义来说，人在宇宙之中处在自然界和神界之间，自然界是人所从来，理想的神界是人之所向。人离开自然界，也就永远失去了自然生物的先天自足性；人又始终达不到理想的神界，也就永远得不到圆满，因此人总是有缺憾的不自由的，“成了永恒的流浪者”②。超越本能促使人朝着圆满无缺努力，这两个乌托邦就体现了两个相反的努力方向。茅枝拼死也要“退社”，是希冀回到原来不受社会侵害、自给自足的自然状态；柳雀鹰梦想建成列宁纪念堂，从而金钱如水流来，是在物质上达到极大丰富，达到理想的完满无缺之境。两个方向相反的乌托邦构想，都存在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的渴望，只是茅枝的不满在于社会组织对人性的戕害，柳雀鹰渴望的是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对两个乌托邦构想以及冲突的描绘，作者实际是在表现自己对应然世界的认识。只有对应然世界有了明确的看法，在创作中才可能出现如此狂想和虚构，才能对社会和个人、社会规范和人性之间的关系上作深刻而形象的阐明，从而形成巨大的张力，并产生强大的现实批判力，作品也因此具有了奇异的艺术魅力。
三
关注现实民生，就会发现阎连科这样的作家、《受活》这样的作品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批判现实的勇气大于直面现实、表现现实的勇气，在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阎连科在这一点上值得致敬。他运用写实、夸张变形等表现手法，形象地揭示了客观存在却又无形的不合理的社会组织对个体的戕害，消费文化对人性的侵蚀，以及人性中存在的善良、贪婪、懦弱等复杂性，天马行空却有其自然深刻之处，让人在联想之中进一步思索，展现了文学的魅力、文学的力量。
尽管阎连科已经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创作水平，但是作为仍然在前进之中的作家，其创作上还存在一些让人遗憾的地方，在“生与死”部分已经有所提及。此外，阎连科作品还有两点不足相对突出：
一是人物存在类型化的情况。阎连科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农民、军人形象，他们作为类型人物是成功的，但是就个体塑造而言恐怕就称不上成功。共同的人生体验和价值观念，雷同的不能摆脱作者控制的语言表达，导致不同的农民与不同的军人具有太多的相似性，削弱了人物的独立性和个性。这种状况尤其表现在阎连科早期作品中。
二是部分作品的叙事抒情过于主观恣肆，还需要加以适当的客观节制和沉淀过滤。黑格尔讲：“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的来源。情致所打动的是一根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弦子，每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含的意蕴的价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情致能感动人，因为它自在自为地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的力量。”③情感对小说的重要意义怎样强调也是不为过的。始终洋溢着一种无以名状的激情与痛苦，也是阎连科小说中的一个突出特点。但是情感是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必需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过于主观的情感投入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阎连科一些作品就因为在感情上过于恣肆，且没有细节的支持，反而削弱了可信性和艺术感染力。比如说《耙耧天歌》里母亲用自己的脑髓和骨头给呆痴的孩子治病，如此富有牺牲精神的母性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如此愚昧和狭隘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今仍然有人相信新鲜的人脑可以治疗精神病之类，但是整个情节的安排和设计，像阴魂不散的丈夫和死的屠夫在作品中的作用，都过于主观，过于挑战读者的智商，让人难以接受并心生反感。
虽然有以上令人遗憾的地方，但是正如《活着》的作者余华也有《兄弟》这样的作品，要求作家完美无缺也是不现实的。我们相信随着社会和文学自身的不断发展变化，阎连科能够继续直面现实、关注民生，对现实拥有足够深刻的认识和足够坚强的意志，在整体上把握和反映迅速变化的时代精神，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注 释
①阎连科：《受活：超现实写作的重要尝试》，《南方文坛》2004年第2期。
②弗洛姆：《自为的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版，第35－36页。
③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版，第296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