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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朝音乐文化是在波澜壮阔的民族融合历史背景下，在拓拔贵族实施奴隶制转封建制改革进程的政治背景下，在游牧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激烈碰撞的文化背景下交流传播和融合发展的，与北朝统治者实施的政治制度、文化政策息息相关的，既推动了北朝音乐文化的建构发展，也为鲜卑拓拔部自身带去了鲜活的文化因子，更为统治者最终选择完全汉化做出了贡献，缓冲了两种文化间的激烈碰撞，成为架构异质文化之间的桥梁，体现了音乐在北朝文化体系中的核心价值。同时音乐的交流和传播还展现了拓拔部由盛乐时代的文化荒漠，到平城时代的胡汉交糅，到迁都洛阳后深度汉化的历史进程。更在北周北齐时期，为“胡化”和“汉化”之争给出了文化意义上的最终选择。不但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华夏文明带来了丰富多彩、鲜活的文化因子，为隋唐盛世，为汉民族文化高峰的到来做出了历史贡献。
【关键词】华戎兼采；交流与传播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7-139-03
【本文著录格式】成斌.北朝音乐文化的历史贡献与价值意义[J].中国民族博览，2021，04（07）：139-141.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文化人类学视域下的北朝音乐研究”（项目号：2018SJA0379）。
一、北朝音乐交流与传播特点
双向性与互动性是任何异质文化在濡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北朝华胡音乐文化交流也不例外。华胡音乐文化的双向性与互动性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华乐流传域外与胡乐进入中原的双向性。其二，胡乐接受华乐改造与华乐吸收胡乐特质的互动性
从《隋书》所列“七部乐”与“九部乐”中胡乐的考证看，在其传入中原之前，几乎都有华乐传入胡域的记载，如《西凉乐》《龟兹乐》《高丽乐》《北狄乐》就是如此。而后传入中原的所谓胡乐，在其传入中原前也有华乐的因素，这些史实都说明古代华胡音乐交流是双向的，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影响。此外，胡乐入华的过程究其实质，是不断接受华乐改造的本土化过程，而非华乐单纯受胡乐的冲击和影响。《隋书·音乐志》所载《龟兹乐》就很能说明这种现象。众所周知《龟兹乐》在北朝流传广泛，西凉破亡后，《龟兹乐》开始分散，直到隋统一南北将各处所传《龟兹乐》再归到一起时，发现了“其声多变易”，已形成不同风格的三部《龟兹乐》：《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
《通典·四方乐》载：
《高丽乐》到杜佑时代已“失其本风”。《北狄乐》唐代所存五十三章，只有六章可解：《吐谷浑》《慕容可汗》《拒鹿公主》《部落稽》《企俞》《白净王太子》。梁代《拒鹿公主歌辞》指出，其词的华音风格，与北歌明显不同。隋鼓吹有《白净王太子曲》，与北歌相比较，音也不和。[1]
传到江南的《拒鹿公主歌辞》、隋宫廷鼓吹乐中的《白净王太子曲》与北方鲜卑族的《拒鹿公主》《白净王太子》已经很不相同了。说明传到华语区的《北狄乐》已经明显的华化。
以上三例皆说明了胡乐传入中土的过程就是本土化的过程，汉族传统音乐对胡乐的吸收，以及华胡音乐文化交流传播也是在本土化的可能范围之内进行。所以在双向性和互动性的传播中，立足本土化的音乐交流，最终使得胡乐消融在中原的音乐土壤中，成为汉文化的一份子。
二、北朝音乐交流与传播的文化贡献
（一）促进了北朝音乐文化的建构
北朝音乐文化的建构是在拓拔族汉化的历史过程中，随着汉化政策变化而同步进行的。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总体趋势是各民族音乐文化在与北方中原传统音乐相交融、渗透。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战争的缘故，只有少量的乐器、乐人在民间流传，还谈不上真正意义的音乐文化建构。直到北魏建国实行了“华戎兼采”的文化政策，音乐文化建构在官方和民间通过不断的交流与传播逐步展开。北魏初年，拓拔贵族通过不断的征服战争，渐渐意识到要想在中原扎根必须取得中原汉姓士族的支持，在武力征服的同时，依靠中原汉族进行文化建设，来为自己的征服战争披上合法外衣。
音乐文化也在此背景下逐步建构起来。尽管鲜卑拓拔部是政治的统治者，但其文化弱势也比较明显，拓跋氏要夺得中原。只有接受和利用汉文化为其服务，只是，这种文化建构并非出自北魏统治者自身的本来意愿，只是一种被动接受。其间，胡、汉之争已能表明了个中缘由。另外，由于五胡之乱，中原地区的音乐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断层，从而让胡乐获得了进入中原的历史机遇。于是，在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和文化环境下，兼容并蓄的艺术特征使音乐文化的建构必然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向。北朝在音乐文化建构中，一方面吸取了汉魏以来的礼乐传统，把它作为建乐的基石，同时吸收南朝的经验，将仪式音乐的建构作为主要框架，积极提升鲜卑族音乐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还在民间流动和传播的合四夷之乐、五方之音，使音乐文化呈现出多姿的文化色彩。就在宫廷音乐不断的吸收、并融中，仪式音乐的功能逐渐明确，与中华传统“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的礼乐精神也日趋融合。而在民间胡乐杂伎的倾向也非常明显，娱乐俗乐日趋艺术化。
应该说，北朝特殊的政治背景、文化环境给胡乐入华，华胡交融提供了交流与传播的历史机遇。而北朝音乐文化建构同时也为胡乐进入中原提供了现实条件。华乐、胡乐也随着统治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在北方中原大地上开始了全方位、多层面的融合，为丰富汉文化的文化特质做出了历史贡献。
（二）促进了华乐风格多样化
北朝音乐在其政治改制需要下，在“华戎兼采”文化政策的引导下，在包容开放的文化观念下，一步步实现了共同发展的文化格局。
中原以礼制乐的程式音乐，加上杂糅了其他少数民族的民間乐舞，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音乐风格。粗犷质朴、坦率真诚的北方民歌，在交流传播中从民间走向了朝堂，成为宫廷礼乐的一部分，后又流传到江南，与艳丽溶柔美的吴歌、西曲相交融，形成了既有南方清雅柔婉的情调，又有北方雄浑豪放的气势，增添了民歌的色彩化，同时在民歌的交流中，包括民俗、审美、思想意识等文化因素也得到了柔和共建，为文化的互化做出了贡献。 乐舞风格绚丽鲜明，既有胡乐的异域风情，也有汉乐舞的典雅，深受北朝各代的喜爱。而在与游牧民族自由宽广的性格特征结合后，形成开放的文化观念，为回归艺术天性做出了努力，为文化的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北朝“鼓吹乐”传到江南后，在宫廷演奏与传统雅乐结合，与钟磬结合，形成了多姿多彩的艺术特色，并作为皇家恩赐，按品级封赏武官，可见其艺术魅力和价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从北方流传的鼓吹乐在与南朝交融后，又以新的形式再次流传回北方，并于雅乐结合，成为伴奏“百戏”音乐，时至今日，各种渊源于鼓吹乐的民间“吹打”乐种，仍然活跃在中国各地，为广大老百姓喜闻乐见。[2]北朝佛教音乐、佛曲的传入和交融发展，不但在形式上更加多样化，更为佛教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由于佛教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巨大，就为佛教音乐的广为传播打下了深厚的社会基础。不可否认的是，佛教的社会影响力加剧了其在中原地区以及江南的发展融合，因为“梵音深妙，令人乐闻”，甚至还用来改造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王融留存在《乐府诗集》的杂曲《法寿乐》就体现了这种融合。
（三）成为架构异质文化的桥梁
北朝的统治者是鲜卑族拓拔部族，是一个由东北大兴安岭密林中走出的小小部落，但以其狩猎民族特有的勇猛彪悍，走出山林，驰骋草原，跃马弯刀，问鼎中原。其建立的北魏王朝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在其建立统治政权后，与底蕴深厚的汉文化直接接触，促进了其文化的转变，经过不同时期的冲突与调整，最后与汉文化融为一体，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积极作用。
事实上，鲜卑族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融入汉文化，这一过程是极其艰辛与惨烈的。因为异质文化交融的因素非常复杂，在融合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挫折和阻碍，需要双方不断的再适应、再学习、再调整后才能完成。接触——碰撞——融合的结果还是中原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体系起了主导作用，带动了临近，但尚未进入封建体制的拓拔部，使它们很快进入封建文化发展层面，开始接受中国传统观念，汇入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
而且，对于双方来说，无论融合一方还是被融合一方，都要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就象崔浩那样，将汉族的思想结构、行为方式、审美趋向、伦理标准强加给鲜卑拓拔部，就是一个违背文化客观发展规律的事件，其结果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损失，造成不可避免的文化灾难。被融合的一方完全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但某些文化特质会因为无法被同化而残存下来，这些文化特质会转换成新的文化成分，丰富汉文化的内容。在这一历史交融中，音乐文化也汇合其中，为异质文化双向交流架起了互动桥梁。
胡乐与华乐是互为异质结构的两种文化类型，在这两种类型的接触中，某些文化特质不易同化，而被保存下来，这也是每一个社会文化转变期的共有现象。拓拔君王最初为了表现征服者的荣耀，顽固的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太祖拓跋珪就有这样的言论：“国俗敦朴，嗜欲寡少，不可启其机心，而导其巧利”，反对接受中原文化，到拓拔燾时期对文化的态度稍有改观，但仍然采取保留态度。在这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原有的北方音乐文化体制在五胡乱华时遭到了破坏，北朝也一直在犹豫和抉择下进行着音乐文化的重建，这也造了音乐文化互相交流的推动力，同时由于重建的音乐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同交流方式，也让华胡音乐的交流与传播呈现出各种复杂样态。
在北魏建国初期，拓拔统治者草原文化特质较浓，在典章制度、官制、礼乐、车服等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形成了“胡风国俗，杂相糅乱”的文化局面，一直到拓拔燾时期，面临着一个历史和文化的抉择时代，到底是要保持原有的草原文化形态，还是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在抉择中鲜卑族惨烈的走过了汉化的历史过程，但不确定的是，对拓拔部本身的文化而言，这种文化的同化变迁到底是圆满的还是悲剧的。
两种文化之间的学习、吸收、同化过程，其实也是民族间的互化过程。在这一动态下，总是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吸收主体，外来文化为客观的同化对象。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学习、借鉴、和利用，同时也是为了改造、重建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这一历史机遇下，北朝音乐在这两种文化主体间就发挥了借鉴、交流、互化的桥梁作用，它缓和了两种文化之间的生硬冲突，以互改互建、互通互化为双方的交流构建了一座桥梁。
同时也不能忽视在北朝政治背景下音乐对文化发展的导向作用。北朝末年的两个政权北齐和北周，可以说无论从音乐文化上的建构、到传统文化的认同、再到到政治体制的变革，都体现了这种引导作用。北齐坚持自己的鲜卑文化特色，建立了融合北方各少数民族精华在内的文化体系，以一种鲜卑化的汉化，即“胡化”的汉化为国之基础，他们穿胡服，用鲜卑语唱鲜卑族民歌，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推动了胡乐文化的纵深发展。北周尽管也喜爱胡乐，但坚守着汉文化的身份认同，从它的礼乐设置就能看出其为政治目的而推行汉化的决心。它走的是一条“汉化”的胡化道路，适应了民族融合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站在了政治制高点上，由此拉开了北周统一中原的序幕。
还应看到，北齐君主是鲜卑化的汉人，北周君主则是汉化的鲜卑人，都代表了各自的文化力量，不同的是，最初弱小的北周取代了北齐统一了北方，为“汉化”“胡化”之争画上了句号。究其缘由，政治、军事力量的拓展只是表面原因，适应时代潮流的全面汉化过程，重建加入新鲜文化因子的文化交融才是促发民族统一的关键所在，多层面、多渠道、多方位的音乐交流传播的积极意义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
三、北朝音乐交流与传播的历史价值
南北朝时期，拓拔部异军突起，在拓拔燾时代终于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的战乱局面，北魏孝文帝通过全方位的汉化改革，把北魏王朝推向了全盛期。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在客观上对发展北方的文化起过促进作用。所谓的“汉化”的实质即是有政治领导地采用了封建剥削方式以及和封建剥削方式相适应的一套上层建筑，如政治制度、政治机构，保护封建所有制的法律，宣传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道德艺术和宗教等等，用汉族的封建文化代替他们原来的奴隶制文化。[3]后由于鲜卑保守势力与汉化改革的矛盾冲突，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鲜卑宇文部篡权西魏，建立了北周王朝，汉人高欢则入主东魏，建立北齐。直到隋唐时代，一直坚持汉化的政策使鲜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终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北朝统治者极力推崇儒家文化，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确立了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民族认同，使中原汉族人民较易接受拓跋鲜卑政权。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引导下，音乐文化的建设也朝着构建共同民族体系的方向发展，为极力消除文化之间的特质和隔阂，为民族融合尽量减少一些仇视和杀戮，为促进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民族融合发展提供了助推力，加速了拓跋鲜卑族与汉族先进文化融合的进程，从而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
在多民族音乐文化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北朝音乐呈现出多样的文化色彩，形成了北朝音乐多元化的艺术特征，也引领了整个文化系统多元化的发展理念，构建了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和发展脉络，预示着一个文化盛世的到来。
北朝时期，战乱频发，社会动荡，鲜卑族作为落后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华，在北方实现了短暂统一。音乐文化在这一历史特殊时期，起到了加速少数民族的汉化和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特殊历史作用。通过音乐交流与传播，培养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感，缓和了汉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促进了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从而见证了中华民族从再次大一统的历史过程。
它推行礼乐教化，改变了只重视“武功”不重视“文治”的政治局面。它与本土化音乐的结合改变了汉乐的文化色彩，为隋唐音乐的万千气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兼容并蓄的文化態度引领了隋唐盛世文化的高度繁荣。
参考文献：
[1]唐·杜佑.通典·四方乐[M].北京：中华书局，2012：486.
[2]秦序主编.六朝音乐文化研究[M].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32.
[3]任继愈.天人之际：任继愈学术思想精粹[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206.
作者简介：成斌（1974-），男，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音乐史学、音乐美学。
【关键词】华戎兼采；交流与传播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7-139-03
【本文著录格式】成斌.北朝音乐文化的历史贡献与价值意义[J].中国民族博览，2021，04（07）：139-141.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文化人类学视域下的北朝音乐研究”（项目号：2018SJA0379）。
一、北朝音乐交流与传播特点
双向性与互动性是任何异质文化在濡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北朝华胡音乐文化交流也不例外。华胡音乐文化的双向性与互动性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华乐流传域外与胡乐进入中原的双向性。其二，胡乐接受华乐改造与华乐吸收胡乐特质的互动性
从《隋书》所列“七部乐”与“九部乐”中胡乐的考证看，在其传入中原之前，几乎都有华乐传入胡域的记载，如《西凉乐》《龟兹乐》《高丽乐》《北狄乐》就是如此。而后传入中原的所谓胡乐，在其传入中原前也有华乐的因素，这些史实都说明古代华胡音乐交流是双向的，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影响。此外，胡乐入华的过程究其实质，是不断接受华乐改造的本土化过程，而非华乐单纯受胡乐的冲击和影响。《隋书·音乐志》所载《龟兹乐》就很能说明这种现象。众所周知《龟兹乐》在北朝流传广泛，西凉破亡后，《龟兹乐》开始分散，直到隋统一南北将各处所传《龟兹乐》再归到一起时，发现了“其声多变易”，已形成不同风格的三部《龟兹乐》：《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
《通典·四方乐》载：
《高丽乐》到杜佑时代已“失其本风”。《北狄乐》唐代所存五十三章，只有六章可解：《吐谷浑》《慕容可汗》《拒鹿公主》《部落稽》《企俞》《白净王太子》。梁代《拒鹿公主歌辞》指出，其词的华音风格，与北歌明显不同。隋鼓吹有《白净王太子曲》，与北歌相比较，音也不和。[1]
传到江南的《拒鹿公主歌辞》、隋宫廷鼓吹乐中的《白净王太子曲》与北方鲜卑族的《拒鹿公主》《白净王太子》已经很不相同了。说明传到华语区的《北狄乐》已经明显的华化。
以上三例皆说明了胡乐传入中土的过程就是本土化的过程，汉族传统音乐对胡乐的吸收，以及华胡音乐文化交流传播也是在本土化的可能范围之内进行。所以在双向性和互动性的传播中，立足本土化的音乐交流，最终使得胡乐消融在中原的音乐土壤中，成为汉文化的一份子。
二、北朝音乐交流与传播的文化贡献
（一）促进了北朝音乐文化的建构
北朝音乐文化的建构是在拓拔族汉化的历史过程中，随着汉化政策变化而同步进行的。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总体趋势是各民族音乐文化在与北方中原传统音乐相交融、渗透。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战争的缘故，只有少量的乐器、乐人在民间流传，还谈不上真正意义的音乐文化建构。直到北魏建国实行了“华戎兼采”的文化政策，音乐文化建构在官方和民间通过不断的交流与传播逐步展开。北魏初年，拓拔贵族通过不断的征服战争，渐渐意识到要想在中原扎根必须取得中原汉姓士族的支持，在武力征服的同时，依靠中原汉族进行文化建设，来为自己的征服战争披上合法外衣。
音乐文化也在此背景下逐步建构起来。尽管鲜卑拓拔部是政治的统治者，但其文化弱势也比较明显，拓跋氏要夺得中原。只有接受和利用汉文化为其服务，只是，这种文化建构并非出自北魏统治者自身的本来意愿，只是一种被动接受。其间，胡、汉之争已能表明了个中缘由。另外，由于五胡之乱，中原地区的音乐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断层，从而让胡乐获得了进入中原的历史机遇。于是，在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和文化环境下，兼容并蓄的艺术特征使音乐文化的建构必然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向。北朝在音乐文化建构中，一方面吸取了汉魏以来的礼乐传统，把它作为建乐的基石，同时吸收南朝的经验，将仪式音乐的建构作为主要框架，积极提升鲜卑族音乐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还在民间流动和传播的合四夷之乐、五方之音，使音乐文化呈现出多姿的文化色彩。就在宫廷音乐不断的吸收、并融中，仪式音乐的功能逐渐明确，与中华传统“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的礼乐精神也日趋融合。而在民间胡乐杂伎的倾向也非常明显，娱乐俗乐日趋艺术化。
应该说，北朝特殊的政治背景、文化环境给胡乐入华，华胡交融提供了交流与传播的历史机遇。而北朝音乐文化建构同时也为胡乐进入中原提供了现实条件。华乐、胡乐也随着统治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在北方中原大地上开始了全方位、多层面的融合，为丰富汉文化的文化特质做出了历史贡献。
（二）促进了华乐风格多样化
北朝音乐在其政治改制需要下，在“华戎兼采”文化政策的引导下，在包容开放的文化观念下，一步步实现了共同发展的文化格局。
中原以礼制乐的程式音乐，加上杂糅了其他少数民族的民間乐舞，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音乐风格。粗犷质朴、坦率真诚的北方民歌，在交流传播中从民间走向了朝堂，成为宫廷礼乐的一部分，后又流传到江南，与艳丽溶柔美的吴歌、西曲相交融，形成了既有南方清雅柔婉的情调，又有北方雄浑豪放的气势，增添了民歌的色彩化，同时在民歌的交流中，包括民俗、审美、思想意识等文化因素也得到了柔和共建，为文化的互化做出了贡献。 乐舞风格绚丽鲜明，既有胡乐的异域风情，也有汉乐舞的典雅，深受北朝各代的喜爱。而在与游牧民族自由宽广的性格特征结合后，形成开放的文化观念，为回归艺术天性做出了努力，为文化的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北朝“鼓吹乐”传到江南后，在宫廷演奏与传统雅乐结合，与钟磬结合，形成了多姿多彩的艺术特色，并作为皇家恩赐，按品级封赏武官，可见其艺术魅力和价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从北方流传的鼓吹乐在与南朝交融后，又以新的形式再次流传回北方，并于雅乐结合，成为伴奏“百戏”音乐，时至今日，各种渊源于鼓吹乐的民间“吹打”乐种，仍然活跃在中国各地，为广大老百姓喜闻乐见。[2]北朝佛教音乐、佛曲的传入和交融发展，不但在形式上更加多样化，更为佛教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由于佛教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巨大，就为佛教音乐的广为传播打下了深厚的社会基础。不可否认的是，佛教的社会影响力加剧了其在中原地区以及江南的发展融合，因为“梵音深妙，令人乐闻”，甚至还用来改造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王融留存在《乐府诗集》的杂曲《法寿乐》就体现了这种融合。
（三）成为架构异质文化的桥梁
北朝的统治者是鲜卑族拓拔部族，是一个由东北大兴安岭密林中走出的小小部落，但以其狩猎民族特有的勇猛彪悍，走出山林，驰骋草原，跃马弯刀，问鼎中原。其建立的北魏王朝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在其建立统治政权后，与底蕴深厚的汉文化直接接触，促进了其文化的转变，经过不同时期的冲突与调整，最后与汉文化融为一体，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积极作用。
事实上，鲜卑族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融入汉文化，这一过程是极其艰辛与惨烈的。因为异质文化交融的因素非常复杂，在融合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挫折和阻碍，需要双方不断的再适应、再学习、再调整后才能完成。接触——碰撞——融合的结果还是中原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体系起了主导作用，带动了临近，但尚未进入封建体制的拓拔部，使它们很快进入封建文化发展层面，开始接受中国传统观念，汇入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
而且，对于双方来说，无论融合一方还是被融合一方，都要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就象崔浩那样，将汉族的思想结构、行为方式、审美趋向、伦理标准强加给鲜卑拓拔部，就是一个违背文化客观发展规律的事件，其结果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损失，造成不可避免的文化灾难。被融合的一方完全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但某些文化特质会因为无法被同化而残存下来，这些文化特质会转换成新的文化成分，丰富汉文化的内容。在这一历史交融中，音乐文化也汇合其中，为异质文化双向交流架起了互动桥梁。
胡乐与华乐是互为异质结构的两种文化类型，在这两种类型的接触中，某些文化特质不易同化，而被保存下来，这也是每一个社会文化转变期的共有现象。拓拔君王最初为了表现征服者的荣耀，顽固的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太祖拓跋珪就有这样的言论：“国俗敦朴，嗜欲寡少，不可启其机心，而导其巧利”，反对接受中原文化，到拓拔燾时期对文化的态度稍有改观，但仍然采取保留态度。在这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原有的北方音乐文化体制在五胡乱华时遭到了破坏，北朝也一直在犹豫和抉择下进行着音乐文化的重建，这也造了音乐文化互相交流的推动力，同时由于重建的音乐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同交流方式，也让华胡音乐的交流与传播呈现出各种复杂样态。
在北魏建国初期，拓拔统治者草原文化特质较浓，在典章制度、官制、礼乐、车服等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形成了“胡风国俗，杂相糅乱”的文化局面，一直到拓拔燾时期，面临着一个历史和文化的抉择时代，到底是要保持原有的草原文化形态，还是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在抉择中鲜卑族惨烈的走过了汉化的历史过程，但不确定的是，对拓拔部本身的文化而言，这种文化的同化变迁到底是圆满的还是悲剧的。
两种文化之间的学习、吸收、同化过程，其实也是民族间的互化过程。在这一动态下，总是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吸收主体，外来文化为客观的同化对象。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学习、借鉴、和利用，同时也是为了改造、重建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这一历史机遇下，北朝音乐在这两种文化主体间就发挥了借鉴、交流、互化的桥梁作用，它缓和了两种文化之间的生硬冲突，以互改互建、互通互化为双方的交流构建了一座桥梁。
同时也不能忽视在北朝政治背景下音乐对文化发展的导向作用。北朝末年的两个政权北齐和北周，可以说无论从音乐文化上的建构、到传统文化的认同、再到到政治体制的变革，都体现了这种引导作用。北齐坚持自己的鲜卑文化特色，建立了融合北方各少数民族精华在内的文化体系，以一种鲜卑化的汉化，即“胡化”的汉化为国之基础，他们穿胡服，用鲜卑语唱鲜卑族民歌，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推动了胡乐文化的纵深发展。北周尽管也喜爱胡乐，但坚守着汉文化的身份认同，从它的礼乐设置就能看出其为政治目的而推行汉化的决心。它走的是一条“汉化”的胡化道路，适应了民族融合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站在了政治制高点上，由此拉开了北周统一中原的序幕。
还应看到，北齐君主是鲜卑化的汉人，北周君主则是汉化的鲜卑人，都代表了各自的文化力量，不同的是，最初弱小的北周取代了北齐统一了北方，为“汉化”“胡化”之争画上了句号。究其缘由，政治、军事力量的拓展只是表面原因，适应时代潮流的全面汉化过程，重建加入新鲜文化因子的文化交融才是促发民族统一的关键所在，多层面、多渠道、多方位的音乐交流传播的积极意义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
三、北朝音乐交流与传播的历史价值
南北朝时期，拓拔部异军突起，在拓拔燾时代终于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的战乱局面，北魏孝文帝通过全方位的汉化改革，把北魏王朝推向了全盛期。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在客观上对发展北方的文化起过促进作用。所谓的“汉化”的实质即是有政治领导地采用了封建剥削方式以及和封建剥削方式相适应的一套上层建筑，如政治制度、政治机构，保护封建所有制的法律，宣传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道德艺术和宗教等等，用汉族的封建文化代替他们原来的奴隶制文化。[3]后由于鲜卑保守势力与汉化改革的矛盾冲突，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鲜卑宇文部篡权西魏，建立了北周王朝，汉人高欢则入主东魏，建立北齐。直到隋唐时代，一直坚持汉化的政策使鲜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终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北朝统治者极力推崇儒家文化，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确立了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民族认同，使中原汉族人民较易接受拓跋鲜卑政权。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引导下，音乐文化的建设也朝着构建共同民族体系的方向发展，为极力消除文化之间的特质和隔阂，为民族融合尽量减少一些仇视和杀戮，为促进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民族融合发展提供了助推力，加速了拓跋鲜卑族与汉族先进文化融合的进程，从而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
在多民族音乐文化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北朝音乐呈现出多样的文化色彩，形成了北朝音乐多元化的艺术特征，也引领了整个文化系统多元化的发展理念，构建了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和发展脉络，预示着一个文化盛世的到来。
北朝时期，战乱频发，社会动荡，鲜卑族作为落后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华，在北方实现了短暂统一。音乐文化在这一历史特殊时期，起到了加速少数民族的汉化和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特殊历史作用。通过音乐交流与传播，培养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感，缓和了汉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促进了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从而见证了中华民族从再次大一统的历史过程。
它推行礼乐教化，改变了只重视“武功”不重视“文治”的政治局面。它与本土化音乐的结合改变了汉乐的文化色彩，为隋唐音乐的万千气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兼容并蓄的文化態度引领了隋唐盛世文化的高度繁荣。
参考文献：
[1]唐·杜佑.通典·四方乐[M].北京：中华书局，2012：486.
[2]秦序主编.六朝音乐文化研究[M].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32.
[3]任继愈.天人之际：任继愈学术思想精粹[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206.
作者简介：成斌（1974-），男，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音乐史学、音乐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