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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一支由十几辆荣威W5组成的越野车队驶入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这支队伍行程近430公里，只为“丈量边关，致敬英雄”——30年前，一场捍卫主权的战争在这里打响，一群令人肃然起敬的战士长眠在了这里。
今年清明节，惊雷阵阵，同样有一个车队向陵园进发，只是，那天的车上都是烈属。过去30年里，车上的人们从未看到过亲人的墓碑，有的家庭甚至从不知道自己战死的亲人埋在何处——有记者说：那天，老天都在哭。
这个由老兵们发起的三益文化国防基金会组织的“忠魂祭”已经搞过三次。那一天，基金会理事长刘志和在台上念祭文。他曾是文山军分区政委，驻守边关25年，麾下的一支边防团，至今仍驻守在中越边境的老山主峰。
台下的基金会理事谢楠，默默地一遍遍念着《心经》。她已经很久没有再做那个噩梦——那是同乡、战友赵勇牺牲前后的样子——那个梦，改变了她的人生。
开枪，为他送行
那是一场很多90后不太知道的战争。
1984年，刘志和从部队机关调到了麻栗坡的前进指挥所做首长秘书，他亲眼看着一批批战士“如何冲上去，如何倒下，如何安葬”。
那一年的4月28日凌晨，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在老山打响——上午10点左右，两百多位战士的遗体被白布裹着用卡车拉下老山……
当时只有19岁的谢楠，是个出生在贵州六盘水军人家庭的姑娘。在那个充满了激情的年代，电影、小说、歌曲不断为年轻人塑造起一个个“英雄梦”。高中毕业，谢楠背着家里当了医务兵——她当时最大的愿望，便是战死疆场。
战地医院里，一幕幕血淋淋的场面让谢楠害怕。士兵牺牲的多了，没有了棺椁，烈士们就被装在大大的塑料袋里安葬。
谢楠记得医院里来了一位16岁的小战士，双臂、双腿全部截肢，帅气、文静的他静静地躺着。医务人员要喂他流食，他什么也不吃。但有一天，小战士看着谢楠，撒娇一样地说：“姐姐你唱一首歌我吃一口。”谢楠跑到一边，难受得嚎啕大哭。此后的若干年里，一到阴天下雨谢楠都会想起他，想他的伤是不是好了。
渐渐地，谢楠开始明白：真正的英雄，并不像电影里那样光辉高大。医院里被炸断腿的战士，可以连死都不怕，却可能害怕打针。年轻的男兵，只要在女护士巡诊时搭上几句话、要一片止痛膏，便已满足。
当时，一位战友的部队遭到了敌人攻击，谢楠们跑遍了各个烈士陵园也没能找到那位战友的遗体。后来，看到有人在陵园里挖坑，便以为这就是那位牺牲的战友。那一次，19岁的谢楠举起手中冲锋枪，忍不住悲痛，向天上打了一梭子子弹——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开枪，为他送行》——但在战场上，这属于严重违纪。
半年后，她鸣枪“祭奠”的战友，被救活了，她的人生却因此改变——因为擅自在战地鸣枪，她被取消了已经上报的战功和火线入党的资格，功过相抵，在当兵的第三年退伍复员。
退伍后，她考到北京，成了一名大学生。在经历了80年代末的那场风波后，谢楠陷入了那一代大学生共有的迷茫。正是那时，这个国家开始走向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追求的轨道，一批批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失落的谢楠成为了第一代中关村人。她和一位名叫谢白的女商人，被称为“中关村二谢”，两人性格迥异，一个是温婉的“海归”，一个是说一不二的退伍女兵。她觉得那是她最迷茫的一段人生。那时候，她不会住四星级以下的酒店，不会去廉价的饭店吃饭，有时还去澳门豪赌。
此后的若干年，谢楠从未跟别人提起自己当过兵、打过仗。她觉得自己仿佛是在有意躲避那段记忆，“别人不知道我当过兵，我也似乎忘记了我的那段历史。”
“人是有灵魂的”
在离开老山十多年里后，谢楠无数次做过同一个梦，她梦到牺牲了的同乡赵勇站在她面前说：“楠姐，我太饿了，太冷了。”
在上前线之前，17岁的赵勇曾为了想买一台收音机，向她借钱。谢楠兜里有15元，但只给了他10元。
11月22日，是几十年来谢楠一直记着的日子，因为那个夜晚仿佛印在她大脑的沟回里。她清楚地记得，老山下着雨，赵勇所在的车队在抢救伤员回来的路上，遭到了敌人炮击。谢楠再见到他时，他已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从此，谢楠看到5块钱，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痛，后来她在赵勇坟前烧了5块钱。
“他生活中很老实的，牺牲以后却特别调皮。”谢楠说，后来才知道，赵勇也曾给母亲托梦，“他想要一个儿子。于是母亲给已经40岁的儿媳跪下，求她再生个儿子，过继给赵勇。”
在那段时间里，这个梦不断困扰着谢楠。2003年1月，她一个人坐上前往昆明的飞机。那一次，谢楠本想只看看赵勇，让自己不再重复恶梦，却未曾想这一次旅程成了她人生的又一次转折。
一个人，开着借来的车，重回老山，凭着当年的记忆一点一点找到通向战场的路。
那天，她不想在麻栗坡过夜，只想把从家乡带来的茅台送到赵勇的墓前，“了却了心愿，就赶紧跑”。车开到陵园，天已经麻黑。那时的麻栗坡烈士陵园还没有重新修缮，大门随意地敞开着，似乎连接着两个世界。“躺在那里的战士最小的16岁，最大的也只有三十多岁，真凄凉。”
谢楠带了3个花圈：最大的一个，送给麻栗坡墓地全体烈士，挽联上写着：南疆英烈永垂不朽！
陵园的管理员告诉她，至少还有300个烈士的家属没有来祭奠过。谢楠记得对方当时给她讲了个故事，两位老人千里迢迢来看望牺牲的儿子，回去的时候却没有了路费，只好在烈士的墓碑前哭着责怪孩子。
那晚的陵园，只有谢楠一人。她把其中一个小花圈送到赵勇面前，默默念叨：“赵勇，我来看你了，以后你别来找我了。”她拿起打火机点烟，又对赵勇旁边的两位班长的墓碑嘱咐，“赵勇是个新兵，他太小了。你们一定要好好待他，不要欺负他。”点着的香烟，一明一暗。
第二天，她再去陵园，突然觉得，战友们就躺在她身边，这么多年，他们一直默默地守卫在这青山之间——生意、金钱、名利，仿佛一下不那么重要了。那一天，谢楠开始相信，“人是有灵魂的”。
“妈妈，我等了您20年” 谢楠的两个小花圈，另一个送给了吉兴林——一个为掩护战友而牺牲的副连长。谢楠并不认识吉兴林，只知道这位战友牺牲10天后，女儿出世。因为他的家在江苏灌云，人牺牲在云南，人们便叫这个女孩吉云云。16岁的时候，女孩得了脑癌，病情恶化时，才在社会资助下，第一次到老山见了父亲。女孩有个梦想——想来父亲牺牲的云南上大学。
那晚，谢楠对着吉兴林的墓碑说：“你放心，云云是老山的孩子。”此后的一年，谢楠几乎没有回过北京。从来不求人的她，为了这个素昧平生的战友的孩子，往云南大学跑了四十多次，“找这个找那个，哭都不知道怎么哭。”直到那一年11月，她带着四处跑来的文件，走进了云南大学校长吴松的办公室。
拿到吉云云录取通知书那一天，谢楠没给任何人打电话，她把通知书复印了一份，在学校门口烧给了吉兴林。4年后，吉云云大学毕业，病也奇迹般好转。如今，吉云云在灌云县的学校图书馆工作，结了婚，有了孩子。那孩子名字里有个喆字——意味“两个吉”。
此后的每一次祭奠，都被谢楠看得无比神圣。第二年，她用自己发表诗歌、散文攒下的稿费为麻栗坡的957位烈士买了957朵玫瑰——她不用做生意的钱，因为这样更纯粹。不久后的清明，老兵和烈士亲属冒着雨赶到麻栗坡烈士陵园祭奠。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每一座墓碑的右手边都插着一朵鲜红的玫瑰，仿佛在敬礼。
也是那一次，谢楠看到了一张照片，感到“心都被穿透了”。2004年清明节，在陵园拍照的麻栗坡摄影师朱效悯看到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手扶着烈士赵占英的墓冢悲伤地哭泣。老人哭了两个小时，朱效悯躲在一旁默默地按着快门。
谢楠不认识吉兴林，更不认识赵占英，但那时候，她觉得不帮他们，仿佛一辈子都无法安心。她照着墓碑上烈士的籍贯、地址，通过云南省嵩明县民政系统找到了赵妈妈。当时老人住在村里破旧的小屋里，床上只有一床军用被子——那是赵占英留下的遗物——谢楠摸了一下，湿的。
2012年，三益文化国防基金会公益部部长李桦看到过类似的情境。云南省边陲屏边县的周维珍老人，两个儿子先后牺牲在中越边境。其中一个，是她在帮部队清洗烈士遗体时，发现了最熟悉的一块胎记。李桦见到老人时，她仍然枕着用了近三十年的烈属慰问枕巾。老人指着枕巾上的两颗五角星图案跟李桦说：那就是她的两个儿子。
回到昆明的谢楠，很快将赵妈妈的故事、图片贴在了网上。一位网友为赵妈妈的故事感动，写了一首感动了无数人的诗——《妈妈，我等了您20年》：
妈妈，那一定是你，我听到了，那手工的绣花布鞋踏在地上的声音，一直听到穿上了绿色的军装；妈妈，你的哭声是那样的辛酸，我明白，你嫌自己来得太晚……太晚……我不求再有什么额外的照料，一声烈士已经足够，我只求下个清明，我的妈妈能够再来抚摸我的墓碑，因为我的妈妈没有剩下多少二十年……
很快，来自各地的善款纷纷寄到老人手里。在谢楠的帮助下，赵妈妈新修了房屋。后来，当地政府也被故事感动，从此每两年就会安排全县的烈士家属到烈士陵园扫墓。此后，老山周边的十几个烈士陵园开始修缮。2006年初，规模最大的麻栗坡烈士陵园旁还建起了一座老山作战纪念馆，赵妈妈的故事成为展出的一部分。
“真正的英雄，埋在麻栗坡”
老山作战纪念馆建起来那年，谢楠做了一个让家人惊讶的决定：抛下北京的生意，在昆明开了一家老兵茶室。后来，这里成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兵的根据地。
老兵们每次来，一般都要到麻栗坡去看一看牺牲的战友，每一次，谢楠都会陪着他们。她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是多少次回到麻栗坡。谢楠说，老兵们喝酒的时候，会有一种默契，不再提起当年的那些故事，因为一旦提及哪个牺牲的战友，那杯酒便又牵出一段永远无法走出的回忆——在那个年代，喝酒便是壮行。
那一年，谢楠被评为“感动云南的新闻人物”。在报纸上，她坚持不刊登现在的照片，还只用自己的网名——“老山女兵”。
2008年，凤凰卫视为她拍了一部访谈节目，名字就叫《高山下的花环》。她一直觉得那期节目的评价“太高了”，因为“德不配位，必有余殃”。她觉得“真正的英雄，埋在麻栗坡”，“他们临走时甚至没有一句豪言壮语，那么平淡。”
茶馆里，越来越多的故事让谢楠难过：她听说，一位烈士牺牲时，被炸得只剩下了十几斤肉，知道儿子牺牲那天，烈士母亲在家里喝了农药；她听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的排长王弘跃因弹片引发脑部感染而牺牲，临走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想回家。”让谢楠纠结的事情也随之而来。有老兵带着妻子找到她，说需要资助。谢楠觉得，虽然是老兵，但还是要靠自己的能力。那一次，她只给了他们路费。对方抛下一句话：“你还是‘老山女兵’呢！”
终于，由于承受不了负荷，谢楠的老兵茶室关了张。
与南跑北奔的谢楠不同，刘志和一直镇守在边关。从文山军分区政委的位置上退休时，文山州委、州政府特意为他颁发了一枚金质勋章，上面写着“刘志和大校镇守边关25周年”。在政委任上时，这位当年的自卫反击战老兵，每年都会组织官兵去烈士陵园祭扫。这些年，他发现，“英雄在年轻人心中越来越淡化”。
2009年，刘志和提前写了一份退休报告，准备筹备一个非公募基金。他打了几通电话，联系那些参加过自卫反击战的老战友，其中包括原文山军分区司令何德文。自卫反击战的时候，他还是个连长，手下的9个战士同样埋在了边境。
在外人看来，这个由老兵组织起来的基金会有些好笑。除了日常工作，基金会还要经常组织政治学习。刘志和还像当年一样，说起话来便是“战略思想” 、“文化国防”、“国家战略”……的大概念。他给基金会定下大方向：安忠魂、唤民魂、铸国魂。
赵妈妈的故事启发了刘志和，后来他又看到军报报道还有很多烈士的家属从未来过边境线祭扫。这让他觉得，在基金会的宗旨中“安忠魂”是最为迫切的事。“不忘烈士，就是不忘战争，任何时候都要居安思危。”刘志和一板一眼地说。
从2010年开始，凑起来的老兵们每年清明都组织一次“忠魂祭” 。老兵们把那些跟赵妈妈一样从未来这里祭扫过的烈属，请到烈士陵园，报销所有费用。老兵们的做法，也得到了文山州政府的支持，政府每年都会提供一笔资金。
老兵们向烈士陵园管理处要来了那些尚未有家人来祭扫的烈士名单，光在麻栗坡和马关烈士陵园名字就密密麻麻列了几百个。
为了联系烈属，老兵们动用了所有资源。第一年麻栗坡祭扫，他们联系到了24位烈士的家属；到了第三年马关祭扫，便来了54家。有的烈属闻讯打来电话，于是名单不得不一再扩充——虽然资金有限，但老兵们还是想要帮助“更多的‘赵妈妈’”。
“哥哥！我们以为你是逃兵！”
让李桦难过的是，多年来，很多烈士的父母还未来得及看过孩子，便已经过世。这让她们觉得时间紧迫。山东一位烈士的哥哥告诉李桦，他们的老母亲至死都不知道弟弟埋在哪里。去世前，母亲嘱咐他：“无论你多难，一定要找到你弟弟。”于是，那一次的麻栗坡“忠魂祭”，哥哥把父母坟头的土撒在弟弟的坟头上，又从弟弟的坟上捧走了一把土……
在刘志和的邀请下，谢楠成为了基金会的理事，清明前后“忠魂祭”，她都会去做义工。有一年，麻栗坡祭扫，来了一位四川烈士的弟弟。父母去世后，有人传说他的哥哥是逃兵，从此家里人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忠魂祭”现场，弟弟扑倒在哥哥的墓碑上大哭：“哥哥！我们以为你是逃兵！我要告诉别人你是英雄！”
后来，谢楠和基金会的很多老兵一样，也把儿子送到了部队。她偷偷托付老战友们，把儿子安排在最苦的连队。几年里，她以一名老兵的口吻给儿子写了二十多封信，其中一封发表在《解放军报》，名为《一封家书：儿子已成男子汉》：“我总以为时代变了，一些精神也会随之失落。可儿子的经历再次告诉我，无论时代怎么变，中国军队英勇顽强、敢打必胜、忠诚守节、严守纪律的精神不仅永远不会改变，而且还将成为一支明亮的火炬，照耀、引领着一代又一代的军人不断迈向新的征程。”
自从2003年那次老山祭奠之后，谢楠再也没有梦到赵勇。直到很长时间后，他在梦里再一次站在她面前，还是以前“那么年轻、那么帅气”。他说：“楠姐，其实我没有牺牲，我把全世界的人都骗了。不信你挖开我的墓，里面是一顶军帽。”
谢楠喜欢说起《兄弟连》里的桥段——因为或许若干年后，她的小孙子也会像剧里的情节一样，跑来问她：“奶奶，你打过仗，是英雄么？”她说，那时，她也会像很多曾经战斗在西南边陲的老战友一样回答：“我不是英雄，但我曾与英雄们一同战斗。”
今年清明节，惊雷阵阵，同样有一个车队向陵园进发，只是，那天的车上都是烈属。过去30年里，车上的人们从未看到过亲人的墓碑，有的家庭甚至从不知道自己战死的亲人埋在何处——有记者说：那天，老天都在哭。
这个由老兵们发起的三益文化国防基金会组织的“忠魂祭”已经搞过三次。那一天，基金会理事长刘志和在台上念祭文。他曾是文山军分区政委，驻守边关25年，麾下的一支边防团，至今仍驻守在中越边境的老山主峰。
台下的基金会理事谢楠，默默地一遍遍念着《心经》。她已经很久没有再做那个噩梦——那是同乡、战友赵勇牺牲前后的样子——那个梦，改变了她的人生。
开枪，为他送行
那是一场很多90后不太知道的战争。
1984年，刘志和从部队机关调到了麻栗坡的前进指挥所做首长秘书，他亲眼看着一批批战士“如何冲上去，如何倒下，如何安葬”。
那一年的4月28日凌晨，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在老山打响——上午10点左右，两百多位战士的遗体被白布裹着用卡车拉下老山……
当时只有19岁的谢楠，是个出生在贵州六盘水军人家庭的姑娘。在那个充满了激情的年代，电影、小说、歌曲不断为年轻人塑造起一个个“英雄梦”。高中毕业，谢楠背着家里当了医务兵——她当时最大的愿望，便是战死疆场。
战地医院里，一幕幕血淋淋的场面让谢楠害怕。士兵牺牲的多了，没有了棺椁，烈士们就被装在大大的塑料袋里安葬。
谢楠记得医院里来了一位16岁的小战士，双臂、双腿全部截肢，帅气、文静的他静静地躺着。医务人员要喂他流食，他什么也不吃。但有一天，小战士看着谢楠，撒娇一样地说：“姐姐你唱一首歌我吃一口。”谢楠跑到一边，难受得嚎啕大哭。此后的若干年里，一到阴天下雨谢楠都会想起他，想他的伤是不是好了。
渐渐地，谢楠开始明白：真正的英雄，并不像电影里那样光辉高大。医院里被炸断腿的战士，可以连死都不怕，却可能害怕打针。年轻的男兵，只要在女护士巡诊时搭上几句话、要一片止痛膏，便已满足。
当时，一位战友的部队遭到了敌人攻击，谢楠们跑遍了各个烈士陵园也没能找到那位战友的遗体。后来，看到有人在陵园里挖坑，便以为这就是那位牺牲的战友。那一次，19岁的谢楠举起手中冲锋枪，忍不住悲痛，向天上打了一梭子子弹——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开枪，为他送行》——但在战场上，这属于严重违纪。
半年后，她鸣枪“祭奠”的战友，被救活了，她的人生却因此改变——因为擅自在战地鸣枪，她被取消了已经上报的战功和火线入党的资格，功过相抵，在当兵的第三年退伍复员。
退伍后，她考到北京，成了一名大学生。在经历了80年代末的那场风波后，谢楠陷入了那一代大学生共有的迷茫。正是那时，这个国家开始走向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追求的轨道，一批批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失落的谢楠成为了第一代中关村人。她和一位名叫谢白的女商人，被称为“中关村二谢”，两人性格迥异，一个是温婉的“海归”，一个是说一不二的退伍女兵。她觉得那是她最迷茫的一段人生。那时候，她不会住四星级以下的酒店，不会去廉价的饭店吃饭，有时还去澳门豪赌。
此后的若干年，谢楠从未跟别人提起自己当过兵、打过仗。她觉得自己仿佛是在有意躲避那段记忆，“别人不知道我当过兵，我也似乎忘记了我的那段历史。”
“人是有灵魂的”
在离开老山十多年里后，谢楠无数次做过同一个梦，她梦到牺牲了的同乡赵勇站在她面前说：“楠姐，我太饿了，太冷了。”
在上前线之前，17岁的赵勇曾为了想买一台收音机，向她借钱。谢楠兜里有15元，但只给了他10元。
11月22日，是几十年来谢楠一直记着的日子，因为那个夜晚仿佛印在她大脑的沟回里。她清楚地记得，老山下着雨，赵勇所在的车队在抢救伤员回来的路上，遭到了敌人炮击。谢楠再见到他时，他已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从此，谢楠看到5块钱，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痛，后来她在赵勇坟前烧了5块钱。
“他生活中很老实的，牺牲以后却特别调皮。”谢楠说，后来才知道，赵勇也曾给母亲托梦，“他想要一个儿子。于是母亲给已经40岁的儿媳跪下，求她再生个儿子，过继给赵勇。”
在那段时间里，这个梦不断困扰着谢楠。2003年1月，她一个人坐上前往昆明的飞机。那一次，谢楠本想只看看赵勇，让自己不再重复恶梦，却未曾想这一次旅程成了她人生的又一次转折。
一个人，开着借来的车，重回老山，凭着当年的记忆一点一点找到通向战场的路。
那天，她不想在麻栗坡过夜，只想把从家乡带来的茅台送到赵勇的墓前，“了却了心愿，就赶紧跑”。车开到陵园，天已经麻黑。那时的麻栗坡烈士陵园还没有重新修缮，大门随意地敞开着，似乎连接着两个世界。“躺在那里的战士最小的16岁，最大的也只有三十多岁，真凄凉。”
谢楠带了3个花圈：最大的一个，送给麻栗坡墓地全体烈士，挽联上写着：南疆英烈永垂不朽！
陵园的管理员告诉她，至少还有300个烈士的家属没有来祭奠过。谢楠记得对方当时给她讲了个故事，两位老人千里迢迢来看望牺牲的儿子，回去的时候却没有了路费，只好在烈士的墓碑前哭着责怪孩子。
那晚的陵园，只有谢楠一人。她把其中一个小花圈送到赵勇面前，默默念叨：“赵勇，我来看你了，以后你别来找我了。”她拿起打火机点烟，又对赵勇旁边的两位班长的墓碑嘱咐，“赵勇是个新兵，他太小了。你们一定要好好待他，不要欺负他。”点着的香烟，一明一暗。
第二天，她再去陵园，突然觉得，战友们就躺在她身边，这么多年，他们一直默默地守卫在这青山之间——生意、金钱、名利，仿佛一下不那么重要了。那一天，谢楠开始相信，“人是有灵魂的”。
“妈妈，我等了您20年” 谢楠的两个小花圈，另一个送给了吉兴林——一个为掩护战友而牺牲的副连长。谢楠并不认识吉兴林，只知道这位战友牺牲10天后，女儿出世。因为他的家在江苏灌云，人牺牲在云南，人们便叫这个女孩吉云云。16岁的时候，女孩得了脑癌，病情恶化时，才在社会资助下，第一次到老山见了父亲。女孩有个梦想——想来父亲牺牲的云南上大学。
那晚，谢楠对着吉兴林的墓碑说：“你放心，云云是老山的孩子。”此后的一年，谢楠几乎没有回过北京。从来不求人的她，为了这个素昧平生的战友的孩子，往云南大学跑了四十多次，“找这个找那个，哭都不知道怎么哭。”直到那一年11月，她带着四处跑来的文件，走进了云南大学校长吴松的办公室。
拿到吉云云录取通知书那一天，谢楠没给任何人打电话，她把通知书复印了一份，在学校门口烧给了吉兴林。4年后，吉云云大学毕业，病也奇迹般好转。如今，吉云云在灌云县的学校图书馆工作，结了婚，有了孩子。那孩子名字里有个喆字——意味“两个吉”。
此后的每一次祭奠，都被谢楠看得无比神圣。第二年，她用自己发表诗歌、散文攒下的稿费为麻栗坡的957位烈士买了957朵玫瑰——她不用做生意的钱，因为这样更纯粹。不久后的清明，老兵和烈士亲属冒着雨赶到麻栗坡烈士陵园祭奠。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每一座墓碑的右手边都插着一朵鲜红的玫瑰，仿佛在敬礼。
也是那一次，谢楠看到了一张照片，感到“心都被穿透了”。2004年清明节，在陵园拍照的麻栗坡摄影师朱效悯看到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手扶着烈士赵占英的墓冢悲伤地哭泣。老人哭了两个小时，朱效悯躲在一旁默默地按着快门。
谢楠不认识吉兴林，更不认识赵占英，但那时候，她觉得不帮他们，仿佛一辈子都无法安心。她照着墓碑上烈士的籍贯、地址，通过云南省嵩明县民政系统找到了赵妈妈。当时老人住在村里破旧的小屋里，床上只有一床军用被子——那是赵占英留下的遗物——谢楠摸了一下，湿的。
2012年，三益文化国防基金会公益部部长李桦看到过类似的情境。云南省边陲屏边县的周维珍老人，两个儿子先后牺牲在中越边境。其中一个，是她在帮部队清洗烈士遗体时，发现了最熟悉的一块胎记。李桦见到老人时，她仍然枕着用了近三十年的烈属慰问枕巾。老人指着枕巾上的两颗五角星图案跟李桦说：那就是她的两个儿子。
回到昆明的谢楠，很快将赵妈妈的故事、图片贴在了网上。一位网友为赵妈妈的故事感动，写了一首感动了无数人的诗——《妈妈，我等了您20年》：
妈妈，那一定是你，我听到了，那手工的绣花布鞋踏在地上的声音，一直听到穿上了绿色的军装；妈妈，你的哭声是那样的辛酸，我明白，你嫌自己来得太晚……太晚……我不求再有什么额外的照料，一声烈士已经足够，我只求下个清明，我的妈妈能够再来抚摸我的墓碑，因为我的妈妈没有剩下多少二十年……
很快，来自各地的善款纷纷寄到老人手里。在谢楠的帮助下，赵妈妈新修了房屋。后来，当地政府也被故事感动，从此每两年就会安排全县的烈士家属到烈士陵园扫墓。此后，老山周边的十几个烈士陵园开始修缮。2006年初，规模最大的麻栗坡烈士陵园旁还建起了一座老山作战纪念馆，赵妈妈的故事成为展出的一部分。
“真正的英雄，埋在麻栗坡”
老山作战纪念馆建起来那年，谢楠做了一个让家人惊讶的决定：抛下北京的生意，在昆明开了一家老兵茶室。后来，这里成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兵的根据地。
老兵们每次来，一般都要到麻栗坡去看一看牺牲的战友，每一次，谢楠都会陪着他们。她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是多少次回到麻栗坡。谢楠说，老兵们喝酒的时候，会有一种默契，不再提起当年的那些故事，因为一旦提及哪个牺牲的战友，那杯酒便又牵出一段永远无法走出的回忆——在那个年代，喝酒便是壮行。
那一年，谢楠被评为“感动云南的新闻人物”。在报纸上，她坚持不刊登现在的照片，还只用自己的网名——“老山女兵”。
2008年，凤凰卫视为她拍了一部访谈节目，名字就叫《高山下的花环》。她一直觉得那期节目的评价“太高了”，因为“德不配位，必有余殃”。她觉得“真正的英雄，埋在麻栗坡”，“他们临走时甚至没有一句豪言壮语，那么平淡。”
茶馆里，越来越多的故事让谢楠难过：她听说，一位烈士牺牲时，被炸得只剩下了十几斤肉，知道儿子牺牲那天，烈士母亲在家里喝了农药；她听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的排长王弘跃因弹片引发脑部感染而牺牲，临走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想回家。”让谢楠纠结的事情也随之而来。有老兵带着妻子找到她，说需要资助。谢楠觉得，虽然是老兵，但还是要靠自己的能力。那一次，她只给了他们路费。对方抛下一句话：“你还是‘老山女兵’呢！”
终于，由于承受不了负荷，谢楠的老兵茶室关了张。
与南跑北奔的谢楠不同，刘志和一直镇守在边关。从文山军分区政委的位置上退休时，文山州委、州政府特意为他颁发了一枚金质勋章，上面写着“刘志和大校镇守边关25周年”。在政委任上时，这位当年的自卫反击战老兵，每年都会组织官兵去烈士陵园祭扫。这些年，他发现，“英雄在年轻人心中越来越淡化”。
2009年，刘志和提前写了一份退休报告，准备筹备一个非公募基金。他打了几通电话，联系那些参加过自卫反击战的老战友，其中包括原文山军分区司令何德文。自卫反击战的时候，他还是个连长，手下的9个战士同样埋在了边境。
在外人看来，这个由老兵组织起来的基金会有些好笑。除了日常工作，基金会还要经常组织政治学习。刘志和还像当年一样，说起话来便是“战略思想” 、“文化国防”、“国家战略”……的大概念。他给基金会定下大方向：安忠魂、唤民魂、铸国魂。
赵妈妈的故事启发了刘志和，后来他又看到军报报道还有很多烈士的家属从未来过边境线祭扫。这让他觉得，在基金会的宗旨中“安忠魂”是最为迫切的事。“不忘烈士，就是不忘战争，任何时候都要居安思危。”刘志和一板一眼地说。
从2010年开始，凑起来的老兵们每年清明都组织一次“忠魂祭” 。老兵们把那些跟赵妈妈一样从未来这里祭扫过的烈属，请到烈士陵园，报销所有费用。老兵们的做法，也得到了文山州政府的支持，政府每年都会提供一笔资金。
老兵们向烈士陵园管理处要来了那些尚未有家人来祭扫的烈士名单，光在麻栗坡和马关烈士陵园名字就密密麻麻列了几百个。
为了联系烈属，老兵们动用了所有资源。第一年麻栗坡祭扫，他们联系到了24位烈士的家属；到了第三年马关祭扫，便来了54家。有的烈属闻讯打来电话，于是名单不得不一再扩充——虽然资金有限，但老兵们还是想要帮助“更多的‘赵妈妈’”。
“哥哥！我们以为你是逃兵！”
让李桦难过的是，多年来，很多烈士的父母还未来得及看过孩子，便已经过世。这让她们觉得时间紧迫。山东一位烈士的哥哥告诉李桦，他们的老母亲至死都不知道弟弟埋在哪里。去世前，母亲嘱咐他：“无论你多难，一定要找到你弟弟。”于是，那一次的麻栗坡“忠魂祭”，哥哥把父母坟头的土撒在弟弟的坟头上，又从弟弟的坟上捧走了一把土……
在刘志和的邀请下，谢楠成为了基金会的理事，清明前后“忠魂祭”，她都会去做义工。有一年，麻栗坡祭扫，来了一位四川烈士的弟弟。父母去世后，有人传说他的哥哥是逃兵，从此家里人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忠魂祭”现场，弟弟扑倒在哥哥的墓碑上大哭：“哥哥！我们以为你是逃兵！我要告诉别人你是英雄！”
后来，谢楠和基金会的很多老兵一样，也把儿子送到了部队。她偷偷托付老战友们，把儿子安排在最苦的连队。几年里，她以一名老兵的口吻给儿子写了二十多封信，其中一封发表在《解放军报》，名为《一封家书：儿子已成男子汉》：“我总以为时代变了，一些精神也会随之失落。可儿子的经历再次告诉我，无论时代怎么变，中国军队英勇顽强、敢打必胜、忠诚守节、严守纪律的精神不仅永远不会改变，而且还将成为一支明亮的火炬，照耀、引领着一代又一代的军人不断迈向新的征程。”
自从2003年那次老山祭奠之后，谢楠再也没有梦到赵勇。直到很长时间后，他在梦里再一次站在她面前，还是以前“那么年轻、那么帅气”。他说：“楠姐，其实我没有牺牲，我把全世界的人都骗了。不信你挖开我的墓，里面是一顶军帽。”
谢楠喜欢说起《兄弟连》里的桥段——因为或许若干年后，她的小孙子也会像剧里的情节一样，跑来问她：“奶奶，你打过仗，是英雄么？”她说，那时，她也会像很多曾经战斗在西南边陲的老战友一样回答：“我不是英雄，但我曾与英雄们一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