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苏北游击区新四军的一些战友们，每当提起十月革命节，都感到特别的喜庆。那时尽管面对残暴无比的日本强盗，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部队也不时制造事端，使得大家的日常生活异常艰辛，但每年临近11月7日，只要没有战事，大家都眼巴巴地盼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只有在这样的节日及其后的几顿饭，大伙才能美滋滋地吃到一斤肉。有时候在节日当天，还会举行一个隆重盛大的庆祝会，有文艺团体的精彩演出。
　　后来在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中，大体也是如此。直到1956年春天，在新华社总社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听到朱总司令参加苏共二十大带回来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才恍然大悟，痛感“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原来是个独裁专制的暴君！对以往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情愫才有了180度的大转弯，对原来喜气洋洋的十月革命节，也突然产生了一连串的疑窦。
　　比如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强调要“一边倒”。自从有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老人家再三强调决不能丢弃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但在大家心目中，十月革命黯然失色了。中苏分裂后，这个“盛大”节日更是越来越靠边站了；苏联瓦解后，它便踪迹全无。
　　
　　早年真诚参加革命
　　
　　在如此重大的变化过程中，我个人的感念十分复杂。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我参加了革命，恨不能刹那间就打败日本强盗。1947年夏，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成立，我从苏北文工团（也叫十二纵文工团）的创作组长任上，调任这个支社当了一名记者。当时我19岁，比我大的有胡捷和陈清伦。那时，我们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独裁专制都恨之入骨，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能彻底消灭这帮反动势力，像俄国十月革命一样，打出个真正自由、民主、平等的天下。我们约定，一定要深入到最前线，看看我们的战士特别是共产党员们，是如何英勇顽强实践自己的入党誓言——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的。
　　当年8月10日夜，新四军总攻盐城。胡捷同志紧跟攻打西门的谢振华旅，与突击队的同志们一起向城墙上的碉堡冲锋前进。他身中一排子弹，还没有被抬到前线包扎所，就因流血过多而牺牲在担架上。我和陈清伦分别随着廖成美旅的突击队，攻打北门和城墙东北角的碉堡。我本人随着攻打北门的战士与守卫北门土圩子的敌人拼了刺刀，侥幸生还。
　　这一仗，全歼守敌7000多人，我们的伤亡也很惨重。北门土圩子外面的壕沟中，伤亡同志运走后，沟中浅浅的积水与伤亡者流淌的鲜血和脑髓，混成一片粉红色的血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10月底，我和王殊、姜庆肇三人前往朝鲜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那时敌我双方胶着在三八线附近。我每到火线和东西海岸线采访，都危险重重，并爬山越岭，路途遥远，每采写一篇稿件，往往都要费时十天八日。有一次去采访东海岸，曾几次面对海岸线外的波涛中来回穿梭的美军舰艇向岸上打炮。我还在横躺在海滩上的大肥猪似的、已被拆除了引信的巨型哑弹上歇过脚。在写了罗盛教舍己救人的通讯《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后，也曾在以金日成亡故的妻子金正淑（即金正日之母）名字命名的“金正淑女子学校”采访过，并在该校师生面前讲过话——要牢记十月革命的辉煌。
　　1953年3月初，志愿军总分社派我到许世友为司令员的三兵团采访。不日，突闻斯大林逝世，我和一些同志站在斯大林的巨幅遗像前痛哭流涕，不知道到哪里才能找到如此伟大的“领袖和导师”，继续高举十月革命的旗帜，带领大家前进。
　　朝鲜停战后不久，我到越南采访奠边府决战。1954年3月初，到了广西边陲凭祥，还率领随行人员参加了当地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的大会。我和很多同志对斯大林的情结一度是“牢不可破”的，直到1956年春听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它还是破碎了。接着不仅是中苏分裂，更有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衰亡，这情结才逐步消失。
　　
　　晚年真诚反思
　　
　　1985年，中共中央常委胡启立率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等前往联邦德国，访问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参考取经。当时隔离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柏林墙还存在，联邦德国政府还在波恩。勃兰特宴请胡启立等人，只在波恩大街上随便找了一家普通的饭店，而且还要等位。宾主双方各5人，连中国驻联邦德国的大使也没请，菜也很简单。席间，勃兰特说，他们当时虽然不是执政党，但党内有的是钱，可坚决不能挥霍浪费，否则人民看在眼里，肯定会影响日后的选举。
　　第二天，属于基督教民主党的总理科尔，也请胡启立等人共进早餐。除了牛奶、面包、水果、饮料外，主客双方每人只有两个荷包蛋。吃蛋时，科尔不小心碰破了自己盘中的蛋，流出很多蛋黄，他舍不得把盘子推向一旁，而是撕开一片面包擦了又擦往嘴里塞。盘子没擦净，他当着中国客人的面，端起盘子用舌头舔，直到盘子被舔得干干净净才作罢。胡启立等人回国后，我的老熟人项南到我的住处，一五一十地道了个详尽。
　　那时，勃兰特还是第二国际的继承人——社会民主党国际的主席，在全世界有83个成员党。天下兴亡，自有其道理。“共产国际”消亡后，十月革命的宗主国苏联也消亡了，而社会民主党国际的成员党已上升到100多个。
　　近来有研究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收回了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暴力革命主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修正了《资本论》第一卷中的有关论点。虽然我在年轻时也一度倾向于十月革命式的暴力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朝鲜战争，直到奠边府的越法决战，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枪林弹雨不下数十次，目睹“血流成沟”也不止一两次，但人情尚存，再也不愿看到那极为惨痛的场景。
　　这些年，我看到了根据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让历史来审判》、同年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出版的《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1982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治制的由来》、1986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受害的一代》、1989年求实出版社出版的《图哈切夫斯基的妹妹的辛酸回忆》、199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胜利与悲剧》、199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政治评传》、同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世纪大灾变》和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秘闻》、1998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寻墓者说》、2001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2003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俄国思想家》等书写成的《革命的良心》一文，才痛知斯大林当年恣意杀人的罪行。
　　早在1843年，《莱茵报》被查封后与友人合办《德法年鉴》的年仅25岁的马克思，在给友人写的信中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4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他虽然说的是普鲁士的专制制度，但对所有专制制度都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