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名，意为“沙漠”。
　　阿拉伯半岛原住民称自己的居住地为“沙漠岛”。这一称谓概括了该区域的地理特征：中部大片沙漠，东、南、西濒海，是个半岛。而在北方内夫德沙漠更北边，是被誉为“新月沃地”的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拉丁语音译，意为“日出之地”）。
　　两河流域的沃野适合农耕，黎凡特水陆要冲适合贸易，因此该区域很早就诞生了先进文明。

“真阿拉伯人”“纯阿拉伯人”

　　曾几何时，阿拉伯半岛气候宜人，但逐渐变化成热带沙漠气候，环境劣化，生产力难以提升，虽地域辽阔，但人口居住分散，部族林立，文明演进落后于古埃及和波斯一大截。
　　就像城乡差距悬殊的大背景下，农村青年为摆脱贫困，通常选择源源不断奔赴繁华都市打工一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闪米特诸族——阿卡德、阿摩利、迦勒底、迦南、腓尼基、阿拉米、希伯来（以色列、犹太）——也不得不用脚投票，选择迁徙移民，并繁盛于两河或黎凡特地区。
　　这种迁徙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常常是上一波在外刚混得风生水起，下一波已经在蠢蠢欲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游牧人部落冲出了半岛，征服富庶繁华的文明世界，然后沉醉于温柔乡里，但没有人愿意反哺故乡，即使回归，也是亚述式的铁血手段。
　　有人外出闯荡，自然有人闭门留守。留下来的阿拉伯原住民，被沙漠地带大致南北分割成了遵循两种社会经济模式的两类人：以定居经商为主的西部、南部农商人口，和以游牧掠夺为主的中部、北部游牧人口。前者被称作“绿洲之民”，后者自称“帐篷之民”，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贝都因人。
　　“绿洲之民”人口众多，依托与波斯、罗马、拜占庭等帝国的过境贸易而富裕，但军事上很弱小;“帐篷之民”虽然人口不多、组织涣散，但依靠过硬的马上功夫，常被周边大国雇来作战，军事上畸形强大。
　　阿拉伯半岛俨然成了一个蒸锅：当生产力低下和人口激增不平衡导致的社会压力上升突破阈值，通常通过对外人口迁徙实现“泄压”。这一模式维持了数千年，运转自如。
　　尽管半岛社会在不平衡和再平衡之间轮番切换，但恶劣的地理环境和不稳定的人口流动，并不利于统一民族的形成。而随着罗马、波斯等域外大国的统治固化，上古时代行之有效的老套路，面对旨在遏止闪族人溢出扩散势头的新移民政策，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形象点说，锅盖封死了，压力亟待宣泄。
　　这真是内忧外患：一方面，阿拉伯各部落及部落内部贫富差距扩大，加剧了内部倾轧，部落争战和血族仇杀不断;另一方面，域外大国间的战争经常波及阿拉伯半岛，甚至直接侵略半岛，危及原住民的基本生存。
　　然而，忧患之间又见机遇：虽然域外大国压制了闪族人外溢，但半岛原住民经大浪淘沙后成分反而更加纯粹，民族意识觉醒，出现了“真阿拉伯人”“纯阿拉伯人”的自我认知。先前只是地理概念的阿拉伯半岛，终于冒出了民族一体化的思想萌芽。

没有伊斯兰，就没有阿拉伯

　　阿拉伯民族一体化的星星之火，最先出现在宗教领域。

　　/虽然域外大国压制了闪族人外溢，但半岛原住民经大浪淘沙后成分反而更加纯粹，民族意识觉醒。/

　　半岛的多神教、偶像崇拜、原始信仰林立的宗教格局，作为半岛一盘散沙的政治分裂现实的集中体现，成为统一派先驱的优先开刀对象。现实中，也有希伯来人创立的一神制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提供宝贵经验。
　　如果说公元6-7世纪的哈尼夫清修运动仅仅是反多神、崇一神的先声，那么稍后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则将之组织化、系统化和实践化。

　　事实上，穆罕默德曾参与过哈尼夫清修。区别在于，兴起于经济最发达的汉志（音译“希贾兹”，即濒红海地区）的哈尼夫派，主张奉宗教中心麦加的古莱西部落主神为唯一真神;反倒是根正苗红、正经出身于古莱西部落的穆罕默德，与所属集团决裂，创立了完全独立的伊斯兰教。
　　白纸之上方好作画，这一横空出世、独立于所有偶像神之外的新信仰，不仅规避了纷争，更凭借意为“顺从、平和”的教名和“平等、大同、止杀”的纲领主张，迅速获得上至贵族、下到黔首的共同拥护。
　　在一神教的精神指引下，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政，采用了迥异于腐败的世俗政权，且更为高效的政教合一式的宗教公社政体。而在与麦加旧贵族僵持的同时，穆罕默德派出使节分赴半岛各部吸收信徒。集中于半岛中央核心地带内志（音译“纳季德”）的贝都因人被教义吸引，站队到穆罕默德一边。
　　有了半岛最强武力投靠，穆罕默德轻松顺利地统一了阿拉伯半岛主体部分。阿拉伯半岛诸部经伊斯兰宗教炉火淬炼，终于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阿拉伯民族。
　　穆罕默德在统一半岛后病故，但新兴的阿拉伯民族余勇可贾。继任哈里发们接过了伊斯兰“圣战”的大旗，贝都因人的铁蹄终于冲出半岛，踏上了征服世界之旅。

分裂速朽的帝国

　　凭借高度机动的庞大骑兵，和政教合一的高效体制，阿拉伯人狂飙突进、摧枯拉朽，创造了直追前人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奇迹，甚至触角延及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最终在诸多大国的尸骸之上，建立起地跨亚非欧的阿拉伯大帝国。
　　冲出半岛、征服世界的阿拉伯人，从未有过治理如此辽阔疆域、众多人口和多种族的经验，只能在征战中学习，积攒经验。
　　宗教、军事和商业，成为阿拉伯人捆绑各区域文明的三大纽带：以强大军事为基础，宗教赋予教徒各种特权以瓦解被征服者的反抗意识，商业提供经济收益以提升被征服者的向心意识。
　　概而言之就是，“不听话就挨打，跟着你有肉吃”。
　　令阿拉伯人始料未及的是，最引以为傲的宗教纽带，偏偏成为最先松弛的那一个。
　　毋庸置疑，阿拉伯人高效的传教对大征服事业助力良多，但也存在巨大bug：为减少进军阻力，赋予穆斯林各类特权，尤其是免税一条，惹得被征服地人民趋之若鹜。然而，当遍地都变成穆斯林时，帝国则面临税源枯萎的尷尬局面。于是乎，阿拉伯人只能选择言而无信，由此引来被征服地民众的反噬。
　　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引以为傲的政教合一体制，在穆罕默德死后就遭遇了原则性挑战。围绕着最高权位哈里发职务，身兼地方总督身份的教内大佬不惜兵戎互见，直接导致伊斯兰教大分裂，以及神权共和制、军事民主制向家族世袭制的体制转变。宗教的无上权威性受到损害，带来意识形态领域的失分和现实政治的持续内耗。
　　接下来，是军事分封制对帝国根基的侵蚀和分裂。
　　阿拉伯人战时汇聚成军，宛如惊涛洪流，令人震怖;战后化整为零，以接收大员身份分赴各处，如同洪水掠过沙地，瞬间被吸收干净。这样虽对开疆拓土有利，但阿拉伯人面临前人亚历山大大帝未曾克服过的政治难题——少数征服者如何有效治理大多数被征服者？若一味倚赖根正苗红的阿拉伯人，则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控必定鞭长难及，本土化治理是必然选择;同时，阿拉伯人弃武加入官僚队伍，则无法保障兵源充足。
　　在治理结构的选择上，阿拉伯人思虑显然不及手下败将波斯人深沉，而是本着论功行赏的简单心理，选择了蕴含离心主义倾向的军事分封制。此制的弊端，早在立国之初倭马亚篡政时就已露峥嵘，一待普及，封疆大吏军政两手抓两手硬，中央控制力日益松弛。

　　/为填补阿拉伯本族人分流带来的人力资源缺口，朝廷选择了波斯人治政理财、突厥人当兵打仗。/

　　而在中央，为填补阿拉伯本族人分流带来的人力资源缺口，朝廷选择了波斯人治政理财、突厥人当兵打仗。后者的“古拉姆”制度，促进了国家军队私兵化，反过来为地方割据推波助澜，甚至于连哈里发也沦为突厥近卫军肆意废立的傀儡。
　　商业功能萎缩，同样导致中央对地方控制力松弛。
　　“阿拉伯征服”将东西方陆地商路连为一体，不仅降低关税成本，更将沿途各地方置于同一商业体系中来。问题是，中国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关中凋敝，长期倚赖南方江淮地区的经济输血，首都经济圈辐射力骤降，活力四射数百年的西北丝绸陆路，迅速让位给海上商路。然而，海上商路兴旺固然保障了阿拉伯人的商业收益，但船运点对点的物流模式无助于强化陆上各地的经济联系。最终，占帝国东部半壁江山的中亚，回归到了过去游牧王国林立的旧格局。
　　如果说阿拉伯人是怒涛、是洪流，那么被征服文明就是原本干涸的河床沟壑，它们盛载了怒涛，也驯化了洪流。尽管帝国分裂速朽，但阿拉伯人毕竟因帝国肇兴而开枝散叶于远比半岛更为广阔的天地间。只是，部分阿划白人后来被文明程度更为先进的被征服者同化、稀释，更因宗教分歧而加剧了民族内部的分化。

平庸，但不平静

　　公元1258年，蒙古西征军攻陷巴格达，处死了末代哈里发穆斯台绥木，阿拉伯帝国灭亡。
　　早在欧洲十字军入侵之前，阿拉伯帝国的可辖之地仅剩首都巴格达一隅之地，与同期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的中国唐朝可谓难兄难弟。哈里发的主角光环变得黯淡，伊斯兰世界的舞台转属大小埃米尔、苏丹们。凭借这些非阿拉伯籍诸侯，阿拉伯帝国安然渡过了十字军危机，却没能逃过蒙古的铁蹄。
　　阿拉伯帝国哈里发的死，意味着此时伊斯兰世界再无共主，兵强马壮者皆可为之。然而，不管如何折腾，玩家始终是突厥人，阿拉伯人只是被动的胁从者，再要么蜷缩在半岛老家庸碌度日，直到有一天伊斯兰世界的新霸主——奥斯曼土耳其人找上门来。
　　突厥系出身的奥斯曼土耳其，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早期倾注于对欧攻势和称霸地中海上，对阿拉伯世界的注意力长期放在以埃及、叙利亚为核心的环地中海地带，直至16世纪对欧、海上连连遇阻，才开始转向伊斯兰世界的内陆。涣散的阿拉伯人完全不敌土耳其人，除了摩洛哥和阿曼因为地缘位置敏感免遭吞并外，悉数被土耳其纳入囊中。
　　主仆易位，阿拉伯人的不甘自不待言。而对于土耳其人来说，领有阿拉伯世界，意味着人口结构骤变，阿拉伯人一跃成为帝国境内最大族裔，如何治理须慎之又慎。
　　务实的土耳其人选择了本土化策略，除了叙利亚这样的“近畿重地”，对阿拉伯世界各区赋予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权。理论上，本土势力越强大或是离帝国核心越偏远，被赋予的治权就越大。前者典型如埃及，后者典型如内志。相对宽松的政策，加上同属逊尼派，阿拉伯人对土耳其人的恶感不甚强烈，甚至认为奥斯曼官员的直接管理，比阿拉伯酋长们的治理套路更好。
　　这种折衷主义的治理策略，预埋了分离主义的种子。且不论心活眼亮的埃及，就连贫困闭塞的内志也不安于室。内志作为贝都因人的聚居地，向来被公认为最具阿拉伯气质的地区。正是在这片穷乡僻壤的大漠深处，诞生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瓦哈比派。 　　瓦哈比派以伊斯蘭正宗自居，将包括逊尼、什叶等主流派别统统视作叛教者，叛逆如斯却奇迹般地获得了内志酋长沙特家族的支持——因为野心勃勃的沙特家族需要为自身军事行动提供宗教诠释，将对手打上“叛教者”的红字简单粗暴，但在贝都因人的世界行之有效。
　　阿拉伯世界平庸，却从不平静。世界里不平静，世界外更不平静。进入18世纪，欧洲列强在与奥斯曼帝国的竞争博弈中渐占上风，土耳其人的边疆危机拉开了序幕。
　　重视商路的英法，将势力楔入阿拉伯半岛沿海，起初是设置据点，而后逐步蚕食。半岛上的阿拉伯接应者，也在等待摆脱奥斯曼统治的契机。

现代阿拉伯国家的诞生

　　进入19世纪，奥斯曼帝国全面没落，危机全面加剧。外有俄罗斯鲸吞在北，英法蚕食在南，欧洲大革命带来了工业时代的先进成果和民族国家的思想理念，在帝国内部产生了一系列反应。

　　/内志作为贝都因人的聚居地，向来被公认为最具阿拉伯气质的地区。/

　　为应对危机，埃及首先进行了洋务运动。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意图被英法联手扑灭，但埃及仍旧成为帝国内部“时代变革”的旗手。
　　作为阿拉伯发源地的半岛也深受影响，民族主义热情被点燃。沙特家族统一内志，于1811年首建王国;瓦哈比派的极端排他性，引来土耳其人的镇压，但奥斯曼帝国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掌控江河日下，已是不争的事实。
　　反奥斯曼统治的理念自16世纪半岛被吞并起，就一直贯穿于阿拉伯世界，只是想法很多，做法较少。阿拉伯人一度打算利用宗教旗帜团结整个伊斯兰世界，但因宗教内部分歧根深蒂固难以消弭，只得作罢，改弦更张鼓吹起了阿拉伯民族主义。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是建立独立、统一，涵盖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国家。假设该诉求付诸实施，那么奥斯曼帝国也就剩不下多少家当70感觉危险迫近的土耳其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严防死守，刀来枪往数十年，矛盾愈加激烈。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成功提供了大好机遇。为抗击同属德国阵营的土耳其，英国选择在阿拉伯世界推波助澜。阿拉伯人抓住契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起义，配合英军战局，以争取民族独立。但实际上，除了已被欧洲列强控制的奥斯曼非洲行省，大起义真正席卷的区域，仅限黎凡特和阿拉伯半岛。
　　教祖穆罕默德所属的哈希姆家族和信奉瓦哈比派的沙特家族两相呼应，前者催生了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后者以姓为国名建立了沙特阿拉伯。
　　至此，现代阿拉伯半岛国家的雏形，已然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