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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北藏族自治州所属海晏县，距西宁市90公里，地处青海湖东北水草丰盛的金银滩上，这里有座古城址，当地称之为“三角城”，既是闻名于世的汉代西海郡城址。根据《汉书》记载，西汉时期在全国设置了东海、南海、北海三郡，只缺一个西海郡。
西汉末年，王莽称帝，于新朝始建的西海郡治龙夷城（又作龙耆城，今青海省海北州西海镇三角城），颁发并设置了一个庞大的石质信物———西海郡“虎符石匮”。以昭告天下，以原有的东海、南海、北海三个郡相凑，建立四个海郡，取“四海归一”之意。新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政权崩溃，西海郡随之废弃。其存在时间约为19年。
西海郡的存在虽然很短暂，但西海郡的设置把汉代西部疆城和郡县制扩大到青海湖地区，使青海广大西羌活动地区划入了当时汉帝国的政治统治区域之内，对以后整个青藏高原逐步归入祖国的版图，有着深远的意义。
西海郡“虎符石匮”是由雕有石虎的匮盖和匮耳两部分套接组合而成的一件完整的文物。其上部石虎呈蹲卧状，昂首张口，形象威武，趴伏在匮盖之上。以虎作匮首，起到了以虎威震慑之意。
“虎符石匮”虎身长1.32米，高0.46米，石虎下的基座长为1.37米，宽1.15米，高0.65米，座两边各凿有长13厘米，宽6.57厘米的文洞两个，为搬定拴绳之用。正面篆刻有三行九字，从右至左依次为“西海郡”“始建国”“工河南”。字距石座上边10厘米，至两边距离26厘米，至下边距2厘米，行距10厘米，字距 2厘米。根据花岗岩的比重计算，这件“虎符石匮”的总重量约为7.597吨。石虎及刻字为三角城的历史提供了实物例证。
1942年，马步芳天水系幕僚冯国璋欲将“三角城”内的“虎符石匮”移至西宁，途径东大滩时不幸轮摧轴折，于是这套“虎符石匮”便被遗弃在东大滩经受着风雨的侵蚀长达23年之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1956年，虎形石刻被青海省文管会和海晏县文化馆请了回来，并安放在海晏县文化馆院内。根据虎形石刻基座正面三行阴线篆刻铭文“西海郡”“始建国”“工河南”九个字和城内采集到的“西海安定元兴元年作当”带字瓦当，将俗称“三角城”定名为汉代古城遗址，即“西海郡古城”。同时将虎形石刻命名为“汉代石虎”。
由于“西海郡”“始建国”“工河南”这九个字三句话互不关联，很难解释，于是引起学界众说纷纭的说法。1987年9月，海晏县文化馆将置于东大滩的“石墩”移至馆院内的过程中惊人奇地发现，原压在底下的一面亦刻有字。原来1956年在东大滩拉定汉代石虎时，将石虎旁边的石匮只是当成了一块普通的石墩，因而没有理睬。说来很巧，当年拉定“虎符石匮”的木轮大车翻车时，将石匮上有字的一面刚好被扣到地面上，从其他五个面上都没有文字的显现，很难看出它是一件珍贵的文物。因而石匮比石虎在东大滩多沉睡了31年。经专家辨认重见天日的石匮正面上也有三行阴线篆刻铭文：“虎符石匮元年十月癸卯郭戎造”共13字。更加惊人的是，这件石匮的顶面有凹坑：长60厘米，宽39厘米，深28厘米，四周还有高2厘米的凸边，正好与以前发现的那县汉代石虎不仅在材质上相同，而且与汉代石虎基座榫卯套接吻合。经专家鉴定它们应为一套石刻的两个组成部分。这件石匮正面的文字也刚好和汉代石虎基座正面的文字珠联璧合。套接后，其铭文接合串读为“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铭文大意为：“西海郡的虎符石匮是由河南郡的工匠郭戎在建国元年十月五日这天制作完成的”。这件组合成套的“虎符石匮”是青海省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大型石刻，为研究我省古代郡县建置以及雕刻、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是一件留世距今近2000的稀世文物珍宝。
破译了虎符石匮上的铭文“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许多疑难问题便迎刃而解：郡名———西海郡；两件套物件的名称——虎符石匮；颁发并安置的年月日———王莽新朝的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日。这些都已解释清楚，唯有最后一句“工河南郭戎造”则看法不一。学界普遍认为是“由河南郡工匠郭戎制造”，似乎已定定论。但有学者认为：“工字是工官而并非是工匠，古代中央政府机构设置有吏、户、礼、兵、刑、工等职能部门，大体相当于后世的人事、民政、教育、国防、司法、建设部门。这里的“工”字应是工官机构的官员，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副部长一级的官员。而河南也并非是河南郡，它应该指的是秦汉时期的河南地，大体上是今天的甘肃榆中到内蒙阴山一带，黄河以南，东西跨度约1800公里的地区。秦汉两代在这里频繁进行着抗击匈奴的战争，这里设有保障后勤供给，打造武器的工官机构。西海郡隶属河南地，于是王莽就派了一位河南地工官机构尚书侍郎级的名叫郭戎的官员办理此事，在圆满完成任务后，为了表示对新郡王莽负责起见郑重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郭戎。
“虎符”是古代帝王传达命令和调兵遣将用的凭证。多以竹、木、玉、铜为之。流传于战国、秦汉时期。“虎符石匮”是由虎符金柜演变而来的。金柜也是用青铜铸的柜子，相当于今天的金属档案柜，是用来存放中央级的如符命、诏诰一类重要文件的，也就成了代表符命、诏诰的信物；特别是金柜中的“符命”，更是“君权神授”“天命所归”的“凭证”。虎符金柜在古代都是中央一级的信物，一般用青铜铸成有铭文的小老虎形状，分为左右两半，国王保存右半，将军保存左半。调动部队时必须拿上国王的那半边虎符，与将军的那半边虎符对合在一起，而且铭文符合才算有效，所以虎符是王权的象征。西海郡的这件“虎符石匮”，体积重大不容易随身携带，显然不同于上述虎符的用途。
“石匮”即石头制成的匮。《说文》：“匮者，匣也”。“匮”即“柜”的古代写法。有专家认为“石室金匮”就是石匮的代称。《汉书·高帝纪下》：“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劵，金匱石室，藏之宗庙”。如此说来，以石为室，中置金匮，内藏重要文书，这是石室金匮的本来用途。西海郡的石匮部分，集石室金匮于一身，中空有室当之无愧。虎符由石虎和符铭而来，石匮则由石室金匮而生，两者结合后方能产生“虎符石匮”的完整概念。
自从王莽新朝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日，在西海郡三角城颁发并安置了虎符石匮之后，经历了1930多年的风风雨雨、世事沧桑，新郡城早已变成了一座荒城，这个毁灭了的城址，后来就深深地进入了千年的酣睡期。而“虎符石匮”也被掩埋于黄沙之中。直到二十世纪30年代初方被人们发掘出来。
西海郡“虎符石匮”建造年代正是王莽新政与西汉王朝地方政权更替交接时期，因此专家推测，西海郡“虎符石匮”大概是用来盛放五威将颁布于天下的所谓“符命四十二篇”的。在西海郡建造此物无非是告诉人们，王莽政权受命于天，非人力所能动摇。
这座曾经辉煌的三角城址，如今就这样崩塌残破地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望无际，连绵不断，露着冷冰冰的惨状，既像是夸耀着已流逝的历史，又像是无可奈何地缅怀着流逝的荣华。不知怎样，它总使人们感到无限的凄凉。在这里，只留下那纵横散布在孤独无助、宁静空无的城址废墟。只有这件“虎符石匮”似乎在向人们倾诉着人类种种艰苦经营和千年来的苦难历程。
西汉末年，王莽称帝，于新朝始建的西海郡治龙夷城（又作龙耆城，今青海省海北州西海镇三角城），颁发并设置了一个庞大的石质信物———西海郡“虎符石匮”。以昭告天下，以原有的东海、南海、北海三个郡相凑，建立四个海郡，取“四海归一”之意。新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政权崩溃，西海郡随之废弃。其存在时间约为19年。
西海郡的存在虽然很短暂，但西海郡的设置把汉代西部疆城和郡县制扩大到青海湖地区，使青海广大西羌活动地区划入了当时汉帝国的政治统治区域之内，对以后整个青藏高原逐步归入祖国的版图，有着深远的意义。
西海郡“虎符石匮”是由雕有石虎的匮盖和匮耳两部分套接组合而成的一件完整的文物。其上部石虎呈蹲卧状，昂首张口，形象威武，趴伏在匮盖之上。以虎作匮首，起到了以虎威震慑之意。
“虎符石匮”虎身长1.32米，高0.46米，石虎下的基座长为1.37米，宽1.15米，高0.65米，座两边各凿有长13厘米，宽6.57厘米的文洞两个，为搬定拴绳之用。正面篆刻有三行九字，从右至左依次为“西海郡”“始建国”“工河南”。字距石座上边10厘米，至两边距离26厘米，至下边距2厘米，行距10厘米，字距 2厘米。根据花岗岩的比重计算，这件“虎符石匮”的总重量约为7.597吨。石虎及刻字为三角城的历史提供了实物例证。
1942年，马步芳天水系幕僚冯国璋欲将“三角城”内的“虎符石匮”移至西宁，途径东大滩时不幸轮摧轴折，于是这套“虎符石匮”便被遗弃在东大滩经受着风雨的侵蚀长达23年之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1956年，虎形石刻被青海省文管会和海晏县文化馆请了回来，并安放在海晏县文化馆院内。根据虎形石刻基座正面三行阴线篆刻铭文“西海郡”“始建国”“工河南”九个字和城内采集到的“西海安定元兴元年作当”带字瓦当，将俗称“三角城”定名为汉代古城遗址，即“西海郡古城”。同时将虎形石刻命名为“汉代石虎”。
由于“西海郡”“始建国”“工河南”这九个字三句话互不关联，很难解释，于是引起学界众说纷纭的说法。1987年9月，海晏县文化馆将置于东大滩的“石墩”移至馆院内的过程中惊人奇地发现，原压在底下的一面亦刻有字。原来1956年在东大滩拉定汉代石虎时，将石虎旁边的石匮只是当成了一块普通的石墩，因而没有理睬。说来很巧，当年拉定“虎符石匮”的木轮大车翻车时，将石匮上有字的一面刚好被扣到地面上，从其他五个面上都没有文字的显现，很难看出它是一件珍贵的文物。因而石匮比石虎在东大滩多沉睡了31年。经专家辨认重见天日的石匮正面上也有三行阴线篆刻铭文：“虎符石匮元年十月癸卯郭戎造”共13字。更加惊人的是，这件石匮的顶面有凹坑：长60厘米，宽39厘米，深28厘米，四周还有高2厘米的凸边，正好与以前发现的那县汉代石虎不仅在材质上相同，而且与汉代石虎基座榫卯套接吻合。经专家鉴定它们应为一套石刻的两个组成部分。这件石匮正面的文字也刚好和汉代石虎基座正面的文字珠联璧合。套接后，其铭文接合串读为“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铭文大意为：“西海郡的虎符石匮是由河南郡的工匠郭戎在建国元年十月五日这天制作完成的”。这件组合成套的“虎符石匮”是青海省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大型石刻，为研究我省古代郡县建置以及雕刻、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是一件留世距今近2000的稀世文物珍宝。
破译了虎符石匮上的铭文“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许多疑难问题便迎刃而解：郡名———西海郡；两件套物件的名称——虎符石匮；颁发并安置的年月日———王莽新朝的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日。这些都已解释清楚，唯有最后一句“工河南郭戎造”则看法不一。学界普遍认为是“由河南郡工匠郭戎制造”，似乎已定定论。但有学者认为：“工字是工官而并非是工匠，古代中央政府机构设置有吏、户、礼、兵、刑、工等职能部门，大体相当于后世的人事、民政、教育、国防、司法、建设部门。这里的“工”字应是工官机构的官员，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副部长一级的官员。而河南也并非是河南郡，它应该指的是秦汉时期的河南地，大体上是今天的甘肃榆中到内蒙阴山一带，黄河以南，东西跨度约1800公里的地区。秦汉两代在这里频繁进行着抗击匈奴的战争，这里设有保障后勤供给，打造武器的工官机构。西海郡隶属河南地，于是王莽就派了一位河南地工官机构尚书侍郎级的名叫郭戎的官员办理此事，在圆满完成任务后，为了表示对新郡王莽负责起见郑重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郭戎。
“虎符”是古代帝王传达命令和调兵遣将用的凭证。多以竹、木、玉、铜为之。流传于战国、秦汉时期。“虎符石匮”是由虎符金柜演变而来的。金柜也是用青铜铸的柜子，相当于今天的金属档案柜，是用来存放中央级的如符命、诏诰一类重要文件的，也就成了代表符命、诏诰的信物；特别是金柜中的“符命”，更是“君权神授”“天命所归”的“凭证”。虎符金柜在古代都是中央一级的信物，一般用青铜铸成有铭文的小老虎形状，分为左右两半，国王保存右半，将军保存左半。调动部队时必须拿上国王的那半边虎符，与将军的那半边虎符对合在一起，而且铭文符合才算有效，所以虎符是王权的象征。西海郡的这件“虎符石匮”，体积重大不容易随身携带，显然不同于上述虎符的用途。
“石匮”即石头制成的匮。《说文》：“匮者，匣也”。“匮”即“柜”的古代写法。有专家认为“石室金匮”就是石匮的代称。《汉书·高帝纪下》：“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劵，金匱石室，藏之宗庙”。如此说来，以石为室，中置金匮，内藏重要文书，这是石室金匮的本来用途。西海郡的石匮部分，集石室金匮于一身，中空有室当之无愧。虎符由石虎和符铭而来，石匮则由石室金匮而生，两者结合后方能产生“虎符石匮”的完整概念。
自从王莽新朝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日，在西海郡三角城颁发并安置了虎符石匮之后，经历了1930多年的风风雨雨、世事沧桑，新郡城早已变成了一座荒城，这个毁灭了的城址，后来就深深地进入了千年的酣睡期。而“虎符石匮”也被掩埋于黄沙之中。直到二十世纪30年代初方被人们发掘出来。
西海郡“虎符石匮”建造年代正是王莽新政与西汉王朝地方政权更替交接时期，因此专家推测，西海郡“虎符石匮”大概是用来盛放五威将颁布于天下的所谓“符命四十二篇”的。在西海郡建造此物无非是告诉人们，王莽政权受命于天，非人力所能动摇。
这座曾经辉煌的三角城址，如今就这样崩塌残破地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望无际，连绵不断，露着冷冰冰的惨状，既像是夸耀着已流逝的历史，又像是无可奈何地缅怀着流逝的荣华。不知怎样，它总使人们感到无限的凄凉。在这里，只留下那纵横散布在孤独无助、宁静空无的城址废墟。只有这件“虎符石匮”似乎在向人们倾诉着人类种种艰苦经营和千年来的苦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