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司机小寇驾着军车来接，记着无论如何找不到国庆阅兵联合军乐团位于北郊的训练基地。彼处人迹罕至，原是某装甲部队的训练大院，距离北京城50多公里。一排排低矮的小平房、几栋宿舍楼、一栋办公楼，加上沙坑、单杠、球场，就是全部。午休时间，除了落叶簌簌的声音，时间仿佛凝固。小寇開玩笑说：“来这里可以体验纯粹许三多式的生活：除了跑操，还是跑操。”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杜银鲛、张平江、余文杰和曹军这四位大校，已经在这里呆了整整3个月。杜银鲛和张平江吹萨克斯，余文杰吹圆号，曹军吹长号。他们都40多岁了，1984年第一次代表解放军军乐团加入联合军乐团才十七八岁，转眼间在这个一千多人的团队里已经可以当叔叔们。“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他们的父亲都比我们年轻!”
　　这四位大校在外被尊为艺术家、老师，都是团里的骨干，如果不是参加阅兵，他们此时应该是身着燕尾服，优雅地在人民大会堂为外国来宾演奏。
　　“虽然我们已经参加过两次阅兵，但再次来到这里，改变生活方式，和新入伍的战士一样，每天6点起床，叠被子、拖地、喊着一二一排队去吃饭，还是不适应。”杜银鲛笑着说。
　　张平江也坦言：“特别是晚上真的很无聊。没有电视、网络，从吃完晚饭一直到10：30熄灯，这4个小时基本上要靠你自己去调节。”
　　为了解闷，余文杰带了两盆小花装点宿舍，晚上和杜银鲛一起出去抓蛐蛐。来这儿集训，两个老同学像是回到小时候。
　　在阅兵式上，其他方队就紧张十几分钟，而军乐团将在天安门前第一个入场，最后一个离场，连续演奏2小时40分钟，站立时间长达4个小时。于是在联合军乐团的训练驻地，便贴有这样的标语：“站4小时不倒。坐4小时不动，吹4小时不累，憋4小时不尿”。
　　集训数月，每日在烈日下笔挺地暴晒，4位音乐家都变得像钢铁战士一样黝黑。“刚开始的时候新鞋卡脚，我站得脚趾头都紫了，像一干只蚂蚁在咬。别人拿到矿泉水都是猛灌，我顾不上解渴，赶紧浇鞋。’，不过让他们自豪的是，虽然参加过大大小小无数庆典，但从没倒过。
　　1999年国庆大典第一次在通县机场预演，那天天气酷热，各方队都有人晕倒，军乐团在一个半小时的预演中，也晕倒了60多人。从那以后，军乐团开始苦抓站功。
　　对乐手而言，他们比沙河阅兵村的士兵们还多了两项折磨——背谱和噪音。
　　在阅兵和游行过程中，军乐团的乐手们不能看谱，必须把所有的乐谱分毫不差地烂熟于心。短短20天要背诵20首谱子，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军乐团的团长于海硬是把这种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们采取‘荣誉战术’。准先背完，就授予先进个人，哪个集体先背完，就授予先进单位。”
　　背谱命令一下达，乐手们就开始“玩命”了。天不亮就起来练，熄灯之后，很多人又偷偷溜去厕所、楼道甚至小树林里背，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军乐团有个小伙子，23首群众游行部分的曲子，用了3天时间就背下来了。而总参有一个1天时间就把9首打击乐拿下。”张平江说，小伙子们这样一搞，他们就有点压力了。“如果按正常作息，没人背得过我们。有外事工作的时候，都是在集合之前5分钟把一首国歌背下来。但他们这么没日没夜的，我们到了这把年纪，没法再去拼体力。不过我们还是提前了5天把谱子全部背完。”
　　“这次整个乐队的整体水平比1984年提高了不少。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第一次合曲的水平，就可以去现场了，我们现在是要做到的是无缝链接。不管是解放军军乐团还是哪个军区乐团的，一视同仁，随机抽查，点哪个背哪个。我们排练一次抽查一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背不出来的，除了因为紧张出现个别的小错误。”
　　而这几位大校的屋里也经常会有小战士跑进来，帮他们拖拖地、叠被子，就希望可以多得到点指导。
　　杜银鲛他们一次次参加阅兵，不仅没有一分钱补贴，还会损失很多经济上的利益。如此舍家舍业，纯粹是为了一份荣誉。“国庆大典、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外国总统来访、汶川慰问演出，我们全在现场，中国所有的大事，都跟我们有关系。而2009年国庆阅兵，将是我们4人最后一次在天安门受阅。一生的荣誉，不是可以用钱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