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看十年前的《读书》杂志，读到康正果先生《浮世的炎凉风光》(1995年第11期)一文。文中，作者提到晚明色情文化泛滥的原因时说：“很多学者往往喜欢把淫书的盛行归罪于当时社会的全面腐败。”他认为这夸大了现实生活中的淫风与色情出版物大行其道的因果联系，并认为出版牟利的动机是不可忽视的。
　　康先生的讨论主要围绕《金瓶梅》展开，而我由此却想到了民国时期的性文化兴起问题。民国时期，有关性问题的著作大量涌现，形成了一种“性话语”。
　　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自然科学·医药卫生”、“社会科学(总类部分)”的资料，民国时期出版的性图书约有400余种(按照《民国时期总书目》的分类有性卫生、性教育、性学、性社会学等)之多，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与性问题有关的文章则不可胜数。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言言斋性学札记》一书。此书收录的是周越然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上海《晶报》撰写的性文化小品，此次经其孙周炳辉整理出版，使人们有幸一睹民国性话语之一斑。民国时期的涉性作品与晚明的淫书不同，其作者多以介绍性科学、性文化、倡导性教育为出发点，但是这类作品出现的原因同样是复杂的。在性话语兴起的背后，当然有思想解放的原因。如张竞生在《十年情场》中就曾经说过：“确是我在法国习惯了性交的解放与自由后，反观了我国旧礼教下的拘束，心中不免起了一种反抗的态度，所以我想提倡性交自由”，“我以为性交能得到自由的发展就可帮助情人制的发展；就是把旧时婚姻制打垮了。”(《张竞生文集(下卷)》，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1925年，张竞生《美的人生观》出版后，周作人在《晨报副镌》撰文指出：“张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致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
　　但是，性话语背后的商业动机也是其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英国伦敦大学的Frank Dik 6 tter(中文名字为冯客)教授在其著作《性、文化与现代化：民国时期的医学与控制》(Sex，Cul-ture，and Modernity in China：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Hu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