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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人的内在心灵和价值系统的整体转换过程为基线来系统观照和梳理中国近世思想文化史的专著，就我所知，《东方文化——两难中的抉择》是第一部。
“时代双重脱序”的总体历史格局使中国人的心灵百年来一直挣扎于作者所揭橥的如下两难困境之中：
其一是文化启蒙过程中“文化错觉”的必要性和它的一次性特征的冲突。“文化错觉”是作者创设的诠释文化启蒙规律的一个颇富学术价值的概念。其意涵是“发自人的终极关怀的信念，是人性的趋向神性(神圣性)的恒常努力之几的呈现。”(第22页)如远古时的图腾崇拜，西方中世纪的上帝，中国古代的“天”，近代西方的“自然人”、“自然状态”都是“文化错觉”的特殊样态。“文化错觉”是非科学的但却是神圣的、原创的、充满衷气的能鼓荡心灵的信念。其人文价值在于，每当一个新纪元开始的时候作着人们心灵的向导，因之是文化启蒙所必须的信念。然而它的人文价值却具有一次性特征，当着事后人们用理智重估它时其价值便不会再复现了。中国近现代人正陷入“文化错觉”乖戾的二律背反中：“近代工业社会所必要的‘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在西方起先是由新教借着上帝的名义培养的，这仿佛对东方人作了一种启示，我们是否可以借着以‘天’为宗以‘仁’德(良知)为教的儒教达到同样的收效呢？然而……人们受启于新教伦理作如是期想时，已经是在‘宗教的根系慢慢枯萎’之后。而且，我们甚至不能指望由严复所作的启蒙转而走向对近代西方自然法理论的认同。”因为这些“文化错觉”均“已经失了它的一次性的人文价值。”(第22—23页)于是中国人陷入了这种悖论式的信念与理智乖戾的难局中。
其二是启蒙与救亡之间的紧张和离异。作者说：“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启蒙是始于严复的，而启蒙一开始就在救亡的裹挟之中。”(第25页)在启蒙和救亡之间，作者作了这样的分辨：“救亡当然是以民族或民族文化为本位的，启蒙则更多地以新的时代或时代文化为期许；救亡需要切实的功利或当下的效率，启蒙则更多地寻问新的人生意义或存在价值；救亡多以团体或族类统属个体，以求力量的一致，启蒙则在于唤起个我的自由意识，以个人为更根本的价值主体。救亡并不一定借重启蒙，启蒙在中国却始终把救亡视为逻辑中的当然之义。”(第26页)这种异趣的价值指向使中国人陷入一种两难境地：“救亡所必须的政治昌明和经济勃兴是不能没有理性的设计的，而西方近代所经历的政治和经济的‘合理主义’却恰恰为后进的中国人提供了‘物质’和‘众数’淹没‘个人’和‘灵明’的预告。”(第27页)
其三是不同文化坐标系之间的张力。智识者们心灵运演的文化舞台不是单色调的一元性整体，而是这样一种多元格局：“负载着不同人文内涵的各种‘主义’，作为文化思考的方法论原则或所谓价值坐标并存争胜于同一个时空区间。”(第31页)在戊戌变法前后此格局主要是儒学和西学，到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后很快形成了由“东方文化派”(或新传统派)、“科学方法派”(或自由主义派)和马克思主义派构成的三维文化格局。从四十年代以来“差不多一直在中国大陆呈三足鼎立之势。”它们的价值取向判然有别，因而“很像是一部现代文化思想界的‘三国演义’，三大文化思想中的任何一系都处在另外两系的夹击之中。”(第34页)自由主义声称唯有自己才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正脉，东方文化派宣示唯有自己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真正传人，而马克思主义派断定唯有自己才代表着同最新阶级关联着的时代精神。“三大文化坐标系的价值祈向所构成的精神张力，几近于一种无形的‘文化场’，思想家们的个性殊异的文化见解并不能脱开这个‘场’别立自己的思想重心。”而他们之间的攻击和辩难“正是贯通着他们心境的文化上的两难考虑——文化的时代价值和民族价值的考虑——的对象化。”(第33、35页)
其四是时代的和民族的之间的纠缠。中国被日益深刻地卷入世界，进入新的时代格局，同时又不愿在这大格局中自我消失，这又是一个难解之结。自严复首次醒悟到新的时代意识以来“时代精神和民族性情的十字架一直摆在近代中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出路上，谁试图从这里通过，谁就不得不应答这个历史峭崖边的斯芬克斯的盘诘。”它“横在中国通向世界的咽喉处，用它无限的深沉吞没了多少苦苦求索却倏忽成为过去的有限精神！”(第39、40页)
在东方文化派或现代新儒家那里，文化难题展现为“返本”与“开新”的冲突、价值与科学的乖戾、信念与逻辑的紧张。而新儒家所倚重的是“返本”、信念和价值，对“开新”、科学和逻辑则有所损伤。“逻辑终是受宰于信念的。为了信念有所伸，逻辑只好有所屈了。”(第282页)在科学方法派和五四主流知识分子那里难题展示为以人的个性自由为价值的西方文化同民族精神的冲突、自由和秩序的冲突。而科学方法派所看重的是人的个性自由。但他们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民族精神和秩序。“五四主流知识分子除开崇尚民主的理念(民主精神)外，对民主的更切实的内容和更确定的形式却保持了审慎的缄默。”(第27页)在唯物史观派那里展示为以生产方式为载体的社会规律和人的个性自由价值的冲突、秩序和意义的冲突。而唯物史观派所强调的是社会规律和秩序，忽略了人的个性自由和意义。“瞿秋白对社会历史中的必然性的阐发，是对传播于中国的唯物史观的再一次整型，但对唯物史观本有的发展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愿望的轻忽，却为这一‘主义’的输入留下了不小的遗憾。”(第259页)从作者的仔细解析中可以看到百年来各派文化理论都对难题作了艰辛探索和求解，但未能予以完满解决，从而为今天留下一份问题的遗产。所以难题不仅是昨天的也是今天的。把这些纵贯中国文化现代化全程的深层文化难题提撕、凸现出来，并将各种旧答案及其是非予以点评梳理，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东方文化——两难中的抉择》，黄克剑著，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九月版，8.70元)
“时代双重脱序”的总体历史格局使中国人的心灵百年来一直挣扎于作者所揭橥的如下两难困境之中：
其一是文化启蒙过程中“文化错觉”的必要性和它的一次性特征的冲突。“文化错觉”是作者创设的诠释文化启蒙规律的一个颇富学术价值的概念。其意涵是“发自人的终极关怀的信念，是人性的趋向神性(神圣性)的恒常努力之几的呈现。”(第22页)如远古时的图腾崇拜，西方中世纪的上帝，中国古代的“天”，近代西方的“自然人”、“自然状态”都是“文化错觉”的特殊样态。“文化错觉”是非科学的但却是神圣的、原创的、充满衷气的能鼓荡心灵的信念。其人文价值在于，每当一个新纪元开始的时候作着人们心灵的向导，因之是文化启蒙所必须的信念。然而它的人文价值却具有一次性特征，当着事后人们用理智重估它时其价值便不会再复现了。中国近现代人正陷入“文化错觉”乖戾的二律背反中：“近代工业社会所必要的‘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在西方起先是由新教借着上帝的名义培养的，这仿佛对东方人作了一种启示，我们是否可以借着以‘天’为宗以‘仁’德(良知)为教的儒教达到同样的收效呢？然而……人们受启于新教伦理作如是期想时，已经是在‘宗教的根系慢慢枯萎’之后。而且，我们甚至不能指望由严复所作的启蒙转而走向对近代西方自然法理论的认同。”因为这些“文化错觉”均“已经失了它的一次性的人文价值。”(第22—23页)于是中国人陷入了这种悖论式的信念与理智乖戾的难局中。
其二是启蒙与救亡之间的紧张和离异。作者说：“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启蒙是始于严复的，而启蒙一开始就在救亡的裹挟之中。”(第25页)在启蒙和救亡之间，作者作了这样的分辨：“救亡当然是以民族或民族文化为本位的，启蒙则更多地以新的时代或时代文化为期许；救亡需要切实的功利或当下的效率，启蒙则更多地寻问新的人生意义或存在价值；救亡多以团体或族类统属个体，以求力量的一致，启蒙则在于唤起个我的自由意识，以个人为更根本的价值主体。救亡并不一定借重启蒙，启蒙在中国却始终把救亡视为逻辑中的当然之义。”(第26页)这种异趣的价值指向使中国人陷入一种两难境地：“救亡所必须的政治昌明和经济勃兴是不能没有理性的设计的，而西方近代所经历的政治和经济的‘合理主义’却恰恰为后进的中国人提供了‘物质’和‘众数’淹没‘个人’和‘灵明’的预告。”(第27页)
其三是不同文化坐标系之间的张力。智识者们心灵运演的文化舞台不是单色调的一元性整体，而是这样一种多元格局：“负载着不同人文内涵的各种‘主义’，作为文化思考的方法论原则或所谓价值坐标并存争胜于同一个时空区间。”(第31页)在戊戌变法前后此格局主要是儒学和西学，到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后很快形成了由“东方文化派”(或新传统派)、“科学方法派”(或自由主义派)和马克思主义派构成的三维文化格局。从四十年代以来“差不多一直在中国大陆呈三足鼎立之势。”它们的价值取向判然有别，因而“很像是一部现代文化思想界的‘三国演义’，三大文化思想中的任何一系都处在另外两系的夹击之中。”(第34页)自由主义声称唯有自己才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正脉，东方文化派宣示唯有自己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真正传人，而马克思主义派断定唯有自己才代表着同最新阶级关联着的时代精神。“三大文化坐标系的价值祈向所构成的精神张力，几近于一种无形的‘文化场’，思想家们的个性殊异的文化见解并不能脱开这个‘场’别立自己的思想重心。”而他们之间的攻击和辩难“正是贯通着他们心境的文化上的两难考虑——文化的时代价值和民族价值的考虑——的对象化。”(第33、35页)
其四是时代的和民族的之间的纠缠。中国被日益深刻地卷入世界，进入新的时代格局，同时又不愿在这大格局中自我消失，这又是一个难解之结。自严复首次醒悟到新的时代意识以来“时代精神和民族性情的十字架一直摆在近代中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出路上，谁试图从这里通过，谁就不得不应答这个历史峭崖边的斯芬克斯的盘诘。”它“横在中国通向世界的咽喉处，用它无限的深沉吞没了多少苦苦求索却倏忽成为过去的有限精神！”(第39、40页)
在东方文化派或现代新儒家那里，文化难题展现为“返本”与“开新”的冲突、价值与科学的乖戾、信念与逻辑的紧张。而新儒家所倚重的是“返本”、信念和价值，对“开新”、科学和逻辑则有所损伤。“逻辑终是受宰于信念的。为了信念有所伸，逻辑只好有所屈了。”(第282页)在科学方法派和五四主流知识分子那里难题展示为以人的个性自由为价值的西方文化同民族精神的冲突、自由和秩序的冲突。而科学方法派所看重的是人的个性自由。但他们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民族精神和秩序。“五四主流知识分子除开崇尚民主的理念(民主精神)外，对民主的更切实的内容和更确定的形式却保持了审慎的缄默。”(第27页)在唯物史观派那里展示为以生产方式为载体的社会规律和人的个性自由价值的冲突、秩序和意义的冲突。而唯物史观派所强调的是社会规律和秩序，忽略了人的个性自由和意义。“瞿秋白对社会历史中的必然性的阐发，是对传播于中国的唯物史观的再一次整型，但对唯物史观本有的发展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愿望的轻忽，却为这一‘主义’的输入留下了不小的遗憾。”(第259页)从作者的仔细解析中可以看到百年来各派文化理论都对难题作了艰辛探索和求解，但未能予以完满解决，从而为今天留下一份问题的遗产。所以难题不仅是昨天的也是今天的。把这些纵贯中国文化现代化全程的深层文化难题提撕、凸现出来，并将各种旧答案及其是非予以点评梳理，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东方文化——两难中的抉择》，黄克剑著，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九月版，8.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