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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最近“独董们”有意避风头，但还是没能躲过有着“犀利哥”之称的著名经济学家、新中国第一位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邹恒甫的连续炮轰，张维迎、蔡洪滨、陈志武、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统统“中枪”。邹恒甫将“独董”形容为“走狗代言人”。
“独董”再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与卷入财务造假风波的上海医药“独董们”集体“玩失踪”，缺席股东大会有关；与此同时，几位上市公司独董也处于“暴风眼”中，正面临着监管部门的调查。
但究其根本，还是中国式的独董制度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改革箭在弦上。
很“忙”很有钱
5月25日，邹恒甫在其新浪微博上发文炮轰“贪婪的独立董事”。而引发邹恒甫炮轰一事的导火索，是21世纪网近日连续的相关报道：在我国A股2314家上市公司中，共设有7595个独立董事职位，独董总人数达5593人，平均每位独立董事在1.36家公司任职。
以银行业上市公司的独董为例，94位独立董事中，有34位是来自高校的“经济学大腕”。其中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浦发银行“独董”张维迎，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光大银行“独董”蔡洪滨，现任耶鲁大教授、交通银行“独董”陈志武都榜上有名。
2010年9月21日，张维迎正式担任浦发银行的独董，可谓是“逆流而上”。当时，高校领导纷纷请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务成为主流，张维迎的同事、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一口气”辞掉了乐凯胶片、四维图新、鞍钢股份三家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2008年9月3日，中纪委、教育部、监察部联合发布《意见》，其中规定：“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应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除因工作需要、经批准在学校设立的高校资产管理公司兼职外，一律不得在校内外其他经济实体中兼职”。《意见》下发对象正是“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
据邹恒甫微博上透露的信息，张维迎还同时担任着中国移动、汤臣倍健、亚信、家世界连锁商业集团、国旅联合等公司的独立董事。
张维迎的继任者，光华管理学院新院长蔡洪滨也担任了启明星辰、光大银行、中国联通等多家上司公司的独董，严重违反光华管理学院每位教师不能当三个独董的规定。
如果说邹恒甫对张维迎、蔡洪滨的炮轰夹杂着经济学圈内的江湖恩怨，那吴敬琏则属于“躺着也中枪”。邹恒甫细数了吴敬琏担任独董的公司，并宣称吴敬琏不能公布其财产。“他在中金拿多少钱，他在上海中欧拿多少钱，他在中国联通拿多少钱……他还是国家公务员呢。他摸的钱太多了。”
这一次，外界的炮火不可谓不猛烈，但吴敬琏出乎意料地保持了沉默。想当年，在吴敬琏担任国有企业独董的时候，媒体不依不饶，受委屈的他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逢人便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不管是不是为了私利，就2011年而言，这些高校独董却从上市公司领取了2亿元的薪酬。他们大部分报酬介于20万元到40万元之间，最高的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从工商银行每年领取了49万元。与其相比，张维迎20万的报酬就明显逊色不少，陈志武2.2万更是显得杯水车薪。
集体失语
2001年8月16日，中国证监会颁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上市公司应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按规定，独董主要职责是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这曾被视作上市公司走向公众化、透明化和成熟化的关键之一。
2004年6月11日，有着“中国独董之父”之称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魏杰请辞新疆屯河的独董职务，给出的理由是：无法了解和把握公司的真实运行情况。
然而7年过去，情况仍未有好转，上市公司违规现象层出不穷，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独董们”在“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大环境下，不是选择沉默，就是沦为“帮凶”。
有关对独董和投资者的调查表明，约有5%的独董本人坦承是“花瓶”；60%的独董无暇顾及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只是象征性出席股东大会；相当多的独董在董事会表决时从未投过弃权票或反对票。
2012年3月15日，郑亚光请辞*ST大地董事长职务，并在辞职报告中声称，“以独立董事改任董事长的阶段性工作已经完成”。同一天，*ST大地涉嫌欺诈发行股票一案也在开庭审理。
2011年3月，在经历了前董事长何学葵因涉嫌欺诈发行锒铛入狱之后，郑亚光临危受命，火线接任*ST大地董事长。
翻开其简历，郑亚光为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会计学院财务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2009年4月起担任*ST大地独立董事，一直被公司认为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过硬。然而，在他两年的“独董”生涯里，郑亚光始终保持沉默。即使在被深交所通报批评之后，还是坚持“破罐子破摔”，如今，他总算全身而退。
和郑亚光一样，选择在恰当的时间点保持缄默，这成为国内大多数独董的“生存法则”。重庆啤酒疫苗失败，涉嫌数据造假，四位独董每人领着5万薪酬，不发一言。紫鑫药业大肆注册壳公司，三位独董拿5万年薪，一直隐瞒内情，不为中小股东说一句公正的话。庞大集团上市，业绩频频变脸，五名独董每人拿着8万元，也从不发表过任何意见。上海医药内斗、财务造假，三位独董则更彪悍，直接缺席。对此，《人民日报》终于忍不住发文抨击：很多有名的学者和专家，到很多企业担当独立董事后，根本没有精力去关注公司事务，往往举手签字，拿錢走人，沦为制度“花瓶”。
文章还称：“一些独立董事只拿钱不干事，甚至做出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事情，以致独立董事成了某些特权阶层的一种福利，其职能因此完全异化。”
中国式尴尬
独立董事制度起源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水门事件”，众多著名公司的董事卷入行贿丑闻，公众对公司管理层的不信任感加剧，纷纷要求改革公司治理结构。于是，独立董事制度应运而生。
在政策的制定者看来，独立董事既不代表出资人，也不代表公司管理层，不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与公司没有关联的利害关系。也就是说，独立董事制度的设计目的就是防止控制股东及管理层的内部控制，损害公司整体利益。
2001年，中国全面引入这项制度。作为“舶来品”，独董制度在中国独特的背景下，意料地衍生了一个按照某种潜规则形成的相对固定模式的独董市场。在这个饱受争议的“独董圈”里，以张维迎为代表的“学院派”成为了主力军，毕竟知识分子被公众的专业能力和公信力，成为最初他们赢得了中国上市公司青睐的原因。
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独董制度早已背离初衷，逐渐演变为一项福利制度。著名财经评论人皮海洲表示，独立董事往往只挂名拿钱，或是根据大股东和高管的意愿做事，唯唯诺诺。正因如此，独立董事有了花瓶的“美称”。
与之对应的是，上市公司挑选独董也同样醉翁之意不在酒，使之沦落为上市公司的一种变相公关手段。对此，经济学家韩志国甚至给出了“中国独立董事制度已经失败”的结论。
如今，中国式的独董制度，或许真的到了必需改革的时候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说：“要治独董的‘病’，还是要在完善公司治理上‘下药’，一方面是要让独董的独立性真正体现出来，包括选举产生的方式、薪酬的发放方面要独立于董事会，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监管，对于违规的独董不仅要严格依照规定处理，还要增加处罚的力度。”
“独董”再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与卷入财务造假风波的上海医药“独董们”集体“玩失踪”，缺席股东大会有关；与此同时，几位上市公司独董也处于“暴风眼”中，正面临着监管部门的调查。
但究其根本，还是中国式的独董制度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改革箭在弦上。
很“忙”很有钱
5月25日，邹恒甫在其新浪微博上发文炮轰“贪婪的独立董事”。而引发邹恒甫炮轰一事的导火索，是21世纪网近日连续的相关报道：在我国A股2314家上市公司中，共设有7595个独立董事职位，独董总人数达5593人，平均每位独立董事在1.36家公司任职。
以银行业上市公司的独董为例，94位独立董事中，有34位是来自高校的“经济学大腕”。其中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浦发银行“独董”张维迎，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光大银行“独董”蔡洪滨，现任耶鲁大教授、交通银行“独董”陈志武都榜上有名。
2010年9月21日，张维迎正式担任浦发银行的独董，可谓是“逆流而上”。当时，高校领导纷纷请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务成为主流，张维迎的同事、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一口气”辞掉了乐凯胶片、四维图新、鞍钢股份三家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2008年9月3日，中纪委、教育部、监察部联合发布《意见》，其中规定：“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应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除因工作需要、经批准在学校设立的高校资产管理公司兼职外，一律不得在校内外其他经济实体中兼职”。《意见》下发对象正是“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
据邹恒甫微博上透露的信息，张维迎还同时担任着中国移动、汤臣倍健、亚信、家世界连锁商业集团、国旅联合等公司的独立董事。
张维迎的继任者，光华管理学院新院长蔡洪滨也担任了启明星辰、光大银行、中国联通等多家上司公司的独董，严重违反光华管理学院每位教师不能当三个独董的规定。
如果说邹恒甫对张维迎、蔡洪滨的炮轰夹杂着经济学圈内的江湖恩怨，那吴敬琏则属于“躺着也中枪”。邹恒甫细数了吴敬琏担任独董的公司，并宣称吴敬琏不能公布其财产。“他在中金拿多少钱，他在上海中欧拿多少钱，他在中国联通拿多少钱……他还是国家公务员呢。他摸的钱太多了。”
这一次，外界的炮火不可谓不猛烈，但吴敬琏出乎意料地保持了沉默。想当年，在吴敬琏担任国有企业独董的时候，媒体不依不饶，受委屈的他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逢人便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不管是不是为了私利，就2011年而言，这些高校独董却从上市公司领取了2亿元的薪酬。他们大部分报酬介于20万元到40万元之间，最高的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从工商银行每年领取了49万元。与其相比，张维迎20万的报酬就明显逊色不少，陈志武2.2万更是显得杯水车薪。
集体失语
2001年8月16日，中国证监会颁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上市公司应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按规定，独董主要职责是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这曾被视作上市公司走向公众化、透明化和成熟化的关键之一。
2004年6月11日，有着“中国独董之父”之称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魏杰请辞新疆屯河的独董职务，给出的理由是：无法了解和把握公司的真实运行情况。
然而7年过去，情况仍未有好转，上市公司违规现象层出不穷，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独董们”在“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大环境下，不是选择沉默，就是沦为“帮凶”。
有关对独董和投资者的调查表明，约有5%的独董本人坦承是“花瓶”；60%的独董无暇顾及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只是象征性出席股东大会；相当多的独董在董事会表决时从未投过弃权票或反对票。
2012年3月15日，郑亚光请辞*ST大地董事长职务，并在辞职报告中声称，“以独立董事改任董事长的阶段性工作已经完成”。同一天，*ST大地涉嫌欺诈发行股票一案也在开庭审理。
2011年3月，在经历了前董事长何学葵因涉嫌欺诈发行锒铛入狱之后，郑亚光临危受命，火线接任*ST大地董事长。
翻开其简历，郑亚光为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会计学院财务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2009年4月起担任*ST大地独立董事，一直被公司认为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过硬。然而，在他两年的“独董”生涯里，郑亚光始终保持沉默。即使在被深交所通报批评之后，还是坚持“破罐子破摔”，如今，他总算全身而退。
和郑亚光一样，选择在恰当的时间点保持缄默，这成为国内大多数独董的“生存法则”。重庆啤酒疫苗失败，涉嫌数据造假，四位独董每人领着5万薪酬，不发一言。紫鑫药业大肆注册壳公司，三位独董拿5万年薪，一直隐瞒内情，不为中小股东说一句公正的话。庞大集团上市，业绩频频变脸，五名独董每人拿着8万元，也从不发表过任何意见。上海医药内斗、财务造假，三位独董则更彪悍，直接缺席。对此，《人民日报》终于忍不住发文抨击：很多有名的学者和专家，到很多企业担当独立董事后，根本没有精力去关注公司事务，往往举手签字，拿錢走人，沦为制度“花瓶”。
文章还称：“一些独立董事只拿钱不干事，甚至做出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事情，以致独立董事成了某些特权阶层的一种福利，其职能因此完全异化。”
中国式尴尬
独立董事制度起源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水门事件”，众多著名公司的董事卷入行贿丑闻，公众对公司管理层的不信任感加剧，纷纷要求改革公司治理结构。于是，独立董事制度应运而生。
在政策的制定者看来，独立董事既不代表出资人，也不代表公司管理层，不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与公司没有关联的利害关系。也就是说，独立董事制度的设计目的就是防止控制股东及管理层的内部控制，损害公司整体利益。
2001年，中国全面引入这项制度。作为“舶来品”，独董制度在中国独特的背景下，意料地衍生了一个按照某种潜规则形成的相对固定模式的独董市场。在这个饱受争议的“独董圈”里，以张维迎为代表的“学院派”成为了主力军，毕竟知识分子被公众的专业能力和公信力，成为最初他们赢得了中国上市公司青睐的原因。
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独董制度早已背离初衷，逐渐演变为一项福利制度。著名财经评论人皮海洲表示，独立董事往往只挂名拿钱，或是根据大股东和高管的意愿做事，唯唯诺诺。正因如此，独立董事有了花瓶的“美称”。
与之对应的是，上市公司挑选独董也同样醉翁之意不在酒，使之沦落为上市公司的一种变相公关手段。对此，经济学家韩志国甚至给出了“中国独立董事制度已经失败”的结论。
如今，中国式的独董制度，或许真的到了必需改革的时候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说：“要治独董的‘病’，还是要在完善公司治理上‘下药’，一方面是要让独董的独立性真正体现出来，包括选举产生的方式、薪酬的发放方面要独立于董事会，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监管，对于违规的独董不仅要严格依照规定处理，还要增加处罚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