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颛顼遗都，澶渊旧郡；河朔保障，北门锁钥。”矗立在河南濮阳老城传统街区中心四牌楼匾额上的这十六个大字，集中地概括了濮阳悠久的历史。“保障”、“锁钥”是针对北宋时期屏障首都汴京而言，和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澶州所处独特地理位置相联系。而城中的两处历史遗迹—澶州北城遗址和回銮碑，则不仅见证了这座历史古城的千年沧桑巨变，而且目睹了北宋时期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澶渊之盟”。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人在萧太后率领下大举南侵，直逼宋都汴京。朝中一片恐慌，以寇准为代表的主战派和以王钦若、陈尧叟为代表的主逃派斗争十分激烈。懦弱的宋真宗立场摇摆不定，几次想退却逃跑。宰相寇准一方面用“饮笑自如”来宽解宋真宗的畏惧,另一方面坚决主张“帝幸澶州”，最后主战派胜利，宋真宗开始“御驾亲征”。当他登上澶州北城门楼时，宋军群情振奋，一举击败辽兵。辽求和，双方签订盟约，宋真宗以妥协退让“纳岁币”委曲求全，结束了宋辽双方的多年战争。史书称之为“澶渊之盟”。
　　对于“澶渊之战”和双方签订盟约的全过程，《宋史》《寇准传》和《真宗纪》都有记载，而尤以《寇准传》为最详细。应该说，对于这段历史，《宋史》是体现了“实录”精神的。《寇准传》在记述这一事件全过程的同时，以文学的白描手法刻画了宋真宗、寇准这两个主要人物，使投降派与主战派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听到辽人南下逼近时，“帝大骇”；寇准要求真宗“幸澶州”鼓舞士气，而“帝难之”；銮驾走到南城，寇准要求过河，而真宗“不决”；当辽兵受挫“密奉书请盟”时，宋真宗马上“将许之”。相反，身居宰相的寇准始终谈笑自若。尤其在双方相持的日子里，他终日“饮博，歌谑欢呼”。可见，无论北上亲征的过程，还是盟约的签订，宋真宗的懦弱无能和妥协退让都是一贯的。而寇准则表现了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英勇气概，尽管他未能改变盟约的屈辱性。《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五还记载，“澶渊之盟”签订后，宋真宗在行宫大宴群臣，而且在戊子日，“帝作回銮诗，命近臣和”，表达实现和平的喜悦心情。该诗后被勒石立于澶州城内，即今天我们见到立于河南省濮阳县御井街的“回銮碑”。尽管历史的沧桑使全碑面目全非，只剩上半部，但他却成为“澶渊之盟”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惟一物证。《回銮诗》如下：
　　 契丹出境
　　我为忧民切，戎车囗囗囗。
　　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霜。
　　锐旅怀忠节，群囗囗囗囗。
　　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祥。
　　继好安囗囗，囗囗囗囗囗。
　　上天垂助顺，回旆囗囗囗。
　　据嘉靖《开州志》补全为：
　　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
　　征旗明爱日，利器莹秋霜。
　　锐旅怀忠节，群胡窜北荒。
　　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
　　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
　　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
　　南宋《玉海》也有该诗的部分记录。全诗极力渲染“嘉祥”、“安边境”、“乐小康”的和平喜庆气氛。“锐旅怀忠节”是事实，宋真宗说自己为“忧民切”而“暂省方”显然是标榜和粉饰。通览《宋史·寇准传》，何来诗中所标榜的“忧民切”的悲天悯人情怀？从回銮诗的意境来看，也明显缺乏昂扬向上的豪迈气概，而这正是宋真宗胜利了却依然挺不起腰杆的惧外心理的真实写照。
　　当然，对于以守立国的北宋朝廷来讲，这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协定。据史书所载，盟约签订后，北方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和平。 宋辽两国交界处的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等地设立的榷场贸易，无论官方和民间都十分发达，交换的货物有“缯皂、漆器、杭糯、羊马、囊驼”等几十种，“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约，互市不绝”。宋辽双方都从贸易中得到了好处。另一方面，双方的频繁交往大大促进了辽的汉化和民族的融合。从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可知，辽中后期墓葬，在型制、葬俗以及画像石和壁画内容等方面已与中原宋人相仿佛。辽人不仅自己学习汉族的礼仪，接受儒家思想，而且“诏契丹人授汉书者皆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这种状况无疑大大推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进程，并对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民族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回銮碑上所刻诗为行草体，风格流畅，运笔自如，体现了宋朝“以文立国”的艺术水准。特别是其中的“好”字，由一笔写成，在书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书丹者是谁呢？长期以来，民间一直以为碑诗为寇准书丹，然而近来，有学者发现如下两条史料，证明了这一说法的错误：
　　《玉海》云：“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三月甲寅，幸龙图天章阁观真宗幸澶渊诗碑文。至和二年（1055年）三月丙戌，诏澶渊御制亲书回銮诗存于州廨，其令刻石藏之。”又载：“嘉二年（1057年）二月戊申命宰臣彦博篆书澶州信武殿真宗御诗碑额。”
　　《通志》云：“宋真宗驻跸处，内有宫。文彦博尝刻御题幸澶渊诗于其中。”
　　文彦博曾为宰相，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五朝，他主持所刻既然是“御题幸澶渊诗”，而且曾为御诗碑篆额（可惜该碑的篆额已不存），按说诗为宋真宗亲书就不会有什么疑问了。但何以被认为是寇准书丹呢？
　　寇准书丹属民间相传，《地方志》和其他官方本也沿用此说。何时附会到寇准身上，现在已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在民间，寇准的名气是在远在宋真宗之上的。官方正史《宋史》以寇准本传来记载“澶渊之盟”的细节，本身也说明寇准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澶渊之战结束之后，人们仍然崇敬他，并用各种文学作品来展现寇准的赤胆忠心、临危不惧以及不畏权奸的凛然正气，抨击宋真宗投降派的胆小如鼠和懦弱无能。如此看来，碑诗书丹附会本身也体现着某种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人们不过希望通过这种附会永远记住这位贤德之士罢了，至于是否寇准的笔墨，留给学问家去考证，并不是普通百姓所关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