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诗经》汉学研究与宋学研究的分水岭,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北宋学者进一步强化了对《诗经》题旨的政治性把握和解读,《诗经》研究中的致用色彩更为浓厚,同时,疑古惑经和义理化的倾向也更为突出。本文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诗经》学置于北宋政治和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希望能够更为深入地挖掘北宋《诗经》学的内涵,其中的主要观点如下。北宋《诗经》学的发展除受到北宋持续政治变革的影响之外,中唐即已开始的经学革新运动也构成了北宋《诗经》学发展的远源,韩愈、成伯玙、丘光庭等人对《诗序》和毛《传》等的质疑已经开启了北宋《诗经》学的疑古之风。同时,北宋庆历之前《诗经》学也已经表现出一定的革新动向。这些都为北宋《诗》学的发展与革新准备了条件。仁宗时期是北宋《诗经》学转变的关键阶段,欧阳修《诗本义》、刘敞《诗经小传》均完成于这一阶段。这种转变与仁宗对《诗经》的推崇以及士大夫阶层《诗》学观的成熟有着直接的关系。欧阳修的《诗经》研究以发现《郑氏诗谱》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将《诗经》的作用置于群经之首,当作习道明用的载体,认为求“诗人之意”、“圣人之志”是学《诗》的终极目的。同时,在《时世论》等作品中对《毛诗序》、《毛传》、郑《笺》等进行了批驳。刘敞《诗经小传》据《序》言《诗》常常讲明《诗序》所以美之、所以刺之的道理,填充其中的意义空白,借题发挥来做政治文章。他又大胆改易《诗经》中的文字和章句,对毛《传》和郑《笺》进行了批驳,一改汉唐学者以章句注疏为主的研究风尚,为北宋《诗经》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风貌。王安石的《诗经》研究通过对《诗经》政治性的解说,把诗歌的政治功用发挥到了一种极致。我们将其《诗》学思想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熙宁变法中王安石主持撰写的《诗经新义》以《礼》释《诗》、强化了对《毛诗序》政治化题旨的理解。同时,《新义》对君主、士大夫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并制定了一系列社会应当遵从的道德规范,希望以此来引导社会思想的进路,为政治改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其后,蔡卞《毛诗名物解》运用比附的方法,借《诗经》文句来佐证所谓的义理,通过训释名物谈论礼法、阴阳、君臣等义理思想,通过名物研究为王安石《诗经》研究做了一个注脚。苏辙一生于《诗经》用力最勤,他早年的《诗》学思想较多地受到父兄的影响。同时,荆公新学的巨大影响力对苏辙《诗》学思想的成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苏辙的《诗经》观包括“性情论”以及《诗序》乃毛公之学、卫宏集录等内容。另外,苏辙又与佛教人物多有交往,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并借用其中的思想对“思无邪”进行了解读,体现出宋代经学研究一些新的动向。二程的《诗经》研究同样带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他们继承并整合了汉儒的《诗经》学成果,肯定了汉儒“《诗》教”的思想以及孔子对《诗经》所作的删改,对《毛诗序》基本持一种遵信的态度,对《诗经》在个人道德修养中的作用也更为重视,并且倾向于对《诗经》中“义理”内涵的挖掘,开启了南宋朱熹等理学家《诗经》学的先河。总之,北宋政治变革不断引发着《诗经》学发展的问题意识,从而使其在为回应现实政治要求的过程中不断更新自我,最终完成了庆历之后《诗经》学的复兴,并为南宋《诗经》学高峰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