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宣帝朝的吏治建设,是汉史学界普遍关注的学术课题。但以往的研究,多是把重点集中在宣帝整顿吏治的现实政治需要、宣帝朝吏治建设的实际成效和汉宣帝个人经历及素质等方面,其结果是在重大历史现象的解释上过多地突出了个人因素。人们忘记了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事实也确实如此。汉宣帝之所以能大规模地展开吏治整顿和吏治建设并卓有成效,是汉代前期几代帝王几十年的政治实践,为其创造了坚实的历史前提;汉宣帝在前代政治遗产的基础上,才得以在吏治建设方面有所作为。抓住宣帝朝吏治建设的历史前提开展研究,一方面可以纠正将重大历史活动归结为个人因素的认识偏差;另一方面,也是对汉宣帝时期吏治建设,做更全面更客观考察的需要。汉朝建立初期,吏治建设一直处在被认识而不能被解决的状态,未提上统治者的议事日程。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决定了每个时期不同的政治任务,前代社会生产凋敝、匈奴侵边、诸侯国坐大等更关乎社稷安危问题的解决,使宣帝全力进行吏治整顿成为可能,为宣帝朝解决吏治问题创造了历史前提。应该说正是前代庶事草创,内忧外患问题的解决,汉王朝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相对安全稳定的周边和内部政治环境,才为宣帝朝解决吏治问题并有所成就提供了历史的可能性。人才是国家发展建设的关键,官僚队伍是帝制时代皇权实现社会控制的基础,而官僚政治的行政效率与官员素质水平息息相关。从汉初刘邦以武力平定天下,到宣帝时期,官僚队伍发生很大的变化。因诸侯分裂势力和匈奴扰边等现实政治问题的存在,汉初布衣将相,朝堂多为军功集团所控制的局面一直维持到武帝时期。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等的建议,岁举贤良成为定制,开设太学、郡国学以培养人才,这种状况才得以开始转变。而武帝时期,网罗天下人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及征伐四夷,创造了新的军功贵族。武帝末年,偃武修文,与民休息,经过昭帝时期的发展,至宣帝时期,距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培养人才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通过文景时期三公素质与宣帝时期官员的比较,可以发现,官僚队伍的素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人才素质的改善是宣帝朝吏治建设能够有所成就的重要保障。汉宣帝朝的吏治建设有着深厚的理论铺垫。西汉前期陆贾、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思想家、政治家对吏治都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们的吏治思想不同程度的被当时的统治者所实践,同时也是宣帝朝官吏管理建设的理论来源。他们所提出的诸多见解对宣帝朝吏治整顿产生了一定影响,是宣帝朝吏治建设的理论前提。汉宣帝的个人经历导致极为重视吏治问题,对于宣帝朝的吏治建设来讲,这一主观条件,可谓是其吏治整顿的历史前提因素。宣帝微时其身边重要人物的影响和自身在民间所见所闻,共同促成了宣帝对吏治问题的认识。宣帝的吏治观念中以重视地方官吏和综名核实最为突出,其吏治建设围绕地方二千石官吏的选拔、任用、考核以及如何更好的促使官吏奉职办事而展开。正是建立在宣帝民间经历的基础上,宣帝对吏治问题才能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在即位后积极展开吏治整顿。正是因为了解百姓受官吏欺压、剥削,才能采取更为具体的措施进行吏治改革。正是基于宣帝对吏治如此深刻的认识,宣帝朝的吏治建设才能有所成就。总之,宣帝朝的吏治建设,是在众多前提条件下才得以完成的。以往的研究,忽视这个吏治前提,导致对宣帝个人因素的夸大,应该予以纠正。历史本身的逻辑证明,任何个人的历史创造活动,都不是凭空实现的,都是在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思想,对历史研究仍然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