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构电影史”持续不断的热潮中,中国电影史的史学研究在理论性、系统性和创新性等方面逐步得到完善,随着历史的真相不断被挖掘和揭开之后,早期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已经从外延深入到了内在,从宏观的历史命题具体到抽丝剥茧的微观考证,如何恰当地利用历史资料,从而进一步抓住历史文本中的缝隙,对于电影史的研究者来说尤为重要。众所周知,在以往对于早期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中,尤其是30年代的中国电影,基本都在延续着以左翼电影运动为主流的研究思路,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电影发展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也遮盖和蒙蔽了早期中国电影的文化与精神,因此在“重构电影史”的学术视野下,电影史研究者需要完成对历史的恢复和重修,重建文化构成的命脉,以此来弥补过往史学研究中的不足和缺失。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1930年代的中国电影,以歌舞团体“联华歌舞班”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它之于历史层面和文化层面的考察和研究,由此来共同探讨现代转型阶段中国电影的文化活力和精神内核。或许在中国电影史的命运长河中,这样一个切入点过于渺小,但不能否认的是,作为一个具有文化肌理和精神活力的艺术团体,是完全可以被看作为早期中国电影文化格局的一个精巧缩影,因此这样的研究既有价值也有意义。对于联华歌舞班与30年代中国电影的研究,主要涉及到电影人才的生产与培养、有声片的发轫阶段,以及电影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三个层面的问题,换言之,本文即是在论述现代转型过程中1930年代中国电影的精神史与文化论。在西方现代文化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交织并行的共同作用力下,1930年代的中国都市俨然是掀起了一股“时代的狂飙”,摩登现代的气质不言而喻,中国电影就在这样一种“狂飙”的时代精神下迅速发展。而此时联华歌舞班应运而生,既是为了迎接有声片的到来,也是在迎合现代转型的时代需求,因此对于三十年代来说,很显然的是,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与现代社会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这也是文章中需要进一步阐述与论证的内容。全文共分四个章节,以联华歌舞班作为出发点,多视角和多线索的共同发散,探讨歌舞明星、有声片和现代文化三大论题。看似不在同一语境下的三类主题,却始终穿行于1930年代电影的文化场域之中,不仅互相作用和影响,而且能够相互拉锯和推动,本文也希望在章节的框架间体现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借此来完成对于1930年代电影精神与文化的阐述与解答。第一章节是“文艺团体的转型诉求:从‘明月社’到‘联华歌舞班’”,本章节主要是围绕联华歌舞班的形成进行阐述;第二章节是“文化活力和规则:现代明星的生产与类型”,本章节主要是探讨从歌舞明星转型为电影明星的种类和生产机制;第三章节是“‘聆听美学’的初生:联华歌舞班与有声片”,本章节的研究对象是初遇有声片时的中国电影;第四章节是“‘时代的狂飙’:东西方文化传统的交织与异变”,本章节是把明星、有声片等现代转型的多方面因素融入到电影文化,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中,从纵深、横向的立体维度展开观察和探讨;尾声部分是“黄金30年代:‘重构电影史’命题下中国电影的现代转型”,力求在“重构电影史”的史论框架内对于1930年代做出恰当而准确的总结概括。因此,当我们再现和还原联华歌舞班的发展轨迹时,是否可以重新书写30年代中国电影的文化活力和精神观念,值得引发讨论和不断思考。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的尝试和探索,本文希望能够突破传统的理论观念和学术思维,打开通往三十年代文化现场的路径,以此对于早期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做出“重构”的史学价值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