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深化发展对现有支付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数字货币应运而生,并以其特质成为了未来货币形态发展的趋势所向,对国家货币主权和金融监管带来了实质挑战。各国中央银行开始对数字货币展开研究,甚至考虑将法定货币与数字技术结合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我国决定采用中心化、双层架构模式发行零售型法定数字货币（即数字人民币）,遴选指定运营机构参与数字人民币的发行、运营活动。当前数字人民币已进入试点环节,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但是,零售型数字货币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无法被纳入人民币范围,发行数字人民币仍面临发行依据缺失的现实问题,其法律地位尚未得到法律确认,导致其法律属性及与现有货币的关系不明。能否成为法定货币,对于数字货币来说至关重要,直接决定了法律对其的保护力度和强度。再者,现有货币制度根据实物人民币特性构建,如无限法偿制度及货币监管规则等,货币法偿制度因私人支付技术冲击及执法立场背离已然受到挑战,数字货币基于其数字形式需借助载体和支付设施才能完成移转,坚持无限法偿效力不符合时代需求和支付可能,可以允许有限法偿范围。另,因数字人民币的数字特性与实物人民币相差悬殊,难以直接适用。具体表现在:数字人民币以加密数字串进行发行、储存和流通,不存在图样设计、印制、运输、污损等情况,几乎不存在伪造可能,需要结合数字人民币的技术设计和政策定位,进一步明确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标准和监管规则。对于发行实践面临的制度困境,应当回归法律关系的基本视角。通过梳理各主体的货币权力（利）义务为立法完善提供思路借鉴,结合试点经验,明确立法完善不仅需要完善现有货币法律法规,还应当制定专门的发行和监管办法,对数字人民币发行过程统一发行标准,明确监管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