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之际是以政治分裂为时代的主旋律。个人意识的觉醒、选举制度的演变、士族的崛起诸方面都朝着削弱皇权的方向发展。皇权面对各种削弱自身威权的因素作何应对?本文先从观念史的角度,分析忠孝内涵的演变,再结合具体的事例作微观的分析,以之展现事件背后学术、皇权与社会的互动。　　 本文先从忠孝内涵的探溯入手。由于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与皇权的集中是一长期趋势,孝作为一种私人伦理逐渐政治化,忠也从以“普遍性的社会伦理”的主要内涵演变为臣对君单方面的义务为主。其次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宏观地建构对汉晋之际社会、权力与思想风潮变迁的通贯认识。再次为了解答以下疑问:何种行为为忠?汉晋间的忠往何处?根据史籍记载的“忠行”,发现国家一统之时,“忠”多表现为对朝廷、社稷的关怀。群雄竞起,此时“忠”的对象有府主、分割一方的豪雄、崛起的五胡之君,当然也有式微的正统朝廷。天下分裂,二重的君臣观念浓厚,使“忠”的指向更加模糊。但其时普遍接受与尊重“忠”的价值,且“忠”所有多元的指向在士人观念里都可称“忠”。这有助于澄清前人认为魏晋间君臣观念淡薄的见解。此后以选择关涉忠、孝行为而产生争论的事件微观地分析其时皇权、社会与思想的关系。“吴吏奔丧”中,政府权威与孝行发生冲突,面对严刑峻法,孝行本身尚有伸缩的空间。这也说明政府的威权始终无法完全凌驾于民风之上。“庾纯免官”中看出孝道观念独立于制度化的礼法。同时,西晋制度性的礼法也是皇权、学术与社会互动的成果。“嵇绍死君”中,为君尽忠死节仍得到普遍的肯定,然其内涵已超越臣对君单方面的义务,而倾向于“以义合”的君臣关系。更重要者,当时社会极为肯定孝道拥有独立于君臣之义的价值。本文提出一个反思：那种“魏晋以孝治天下是由于篡夺,忠行已无法谈起”的观点,是否过度考虑当事者动机,因而存在忽略制约决策者行动的其它同样重要因素的危险?而本文作出的回答是：汉晋之际,忠、孝观念与行为的演变皆朝着削弱皇权的方向发展,式微的皇权故很难有所振作。魏晋不以“忠”而以“孝”治天下乃“非不为,实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