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来华传教士非常注重利用报刊来表达他们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看法。本文选取了传教士在华所办的中文报刊中历史最久、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家——《万国公报》作为考察对象,以《万国公报》中关于妇女问题的内容为中心,探讨该报为何关注、如何关注及此种关注的影响。《万国公报》的前身是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于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教会新报》,发行至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停办,1889年复刊,并成为英美基督教组织——广学会的机关报。《万国公报》的创办者及主笔都属于基督教新教中的自由派传教士,自由派的传教属性及其此时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念对基督教的渗入使得他们对中国近代妇女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内容上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万国公报》(1874—1883),这个时期传教士一方面介绍欧美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则对中国妇女生活现状中的贞节问题、缠足、女学问题开始进行批评;广学会时期的《万国公报》(1889—1907),这个时期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过早期,在内容上,对欧美妇女社会地位的介绍更加系统化,对中国妇女现状的批评则主要集中在缠足问题和女子教育这两个方面,并且不仅仅限于言论,还将一些开创性的主张付诸于实践,创办天足会,建立教会女学,动摇了中国传统妇女观中的陈腐观念,起到了一定的启蒙、示范作用。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妇女问题的看法是通过《万国公报》的发行得以传播扩散,尤其在广学会时期,广学会强大的发行策略使得《万国公报》发行的地域范围日益扩大,而晚清国家危亡的紧迫感也使得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万国公报》非常关注,并从传教士对中国妇女问题的看法和主张中汲取了一定的养分。晚清来华传教士的思想背景是“西方中心”主义和一切以基督教为指归,他们关注中国近代妇女问题以及一切相关活动都是服从于使中国福音化和西方化这个根本目标,其关注行为具有坚定的目的性和强烈的功利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