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1930-1990年华北农村婚姻家庭变动所作的研究，集中探讨社会变革背景下冀南农民的婚姻家庭行为及其特征。 作者依据1999年秋天在河北省磁县的两个乡、6个村所作的婚姻家庭抽样调查资料和2000年秋天在磁县档案馆所收集的具有平原、丘陵和山区地理特征的5个村庄人口档案资料。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所有制下婚姻家庭变动状况进行了系统考察，寻求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的关系。 本文重点研究过去60年中婚姻家庭对宏观政治和经济变动所作出的反应。在论述中，作者将这一历史过程分成四个阶段。第一，完全私有制下的婚姻家庭，主要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土改前)。第二，从土地改革到高级社成立之前过渡时期的婚姻家庭。第三，集体所有制下的婚姻家庭。从1956年高级社成立直至至1980年、1981年上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时。第四，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的婚姻家庭。从1981年至今，土地所有权仍属集体，但土地的使用权或经营权由原来的生产队组织下放给农民，每个家庭又成为相对独立的的生产单位。虽然在50年内中国社会制度发生了上述四个时期的变化，但基本的变化只有两种，即解放前的私有制经济和解放后逐渐实行的集体经济。 那么在这一社会变革广泛而又深入的历史时期，婚姻家庭呈现出那些变化呢? 一、婚姻变动 1．土改前的传统社会，父母被赋予为子女主婚的权利。除对婚姻年龄作出不具约束力的规定外，官方并不直接介入民众的婚姻缔结过程。初婚行为表现为女性普遍早婚，男性早婚和晚婚行为并存。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门当户对婚姻观念充分体现出来。由于婚姻目的在于结两姓之好，为免使家族内部关系受到削弱，冀南地区的村外婚成为普遍做法。2．土改之后，家长主婚权被废除，政府通过建立婚姻登记制度直接介入婚姻缔结过程。极端早婚现象和畸形婚姻得以消除。由于政府可以借助集体经济组织对民众实施全面管理，因而初婚年龄规定(包括晚婚年龄政策)表现出很强的约束力。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阶级内婚被以成分为标识的阶级内婚所取代，出身地富等高成分家庭男性婚姻出现困难。传统家族组织解体，宗族观念对族人约束减弱，男女婚姻自主能力增强。但集体经济时期的华北农村，父母对子女婚姻仍有相当的决定权。当然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包办婚姻已有不同。村内婚在集体经济时代得到发展机会。3．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法定婚龄成为结婚的唯一准绳，政府指导、且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晚婚规定被取消。低于法定婚龄的早婚行为有所增加。为了发展村内关系，村内婚成为一种重要方式，它同时迎合了婚龄男女的愿望，婚姻圈因此呈萎缩之势。 二、家庭行为变动 1．分家行为。在华北农村，无论私有经济时期，还是集体经济阶段，分家都是不可避免的。传统私有制时代，子女分家受到父家长一定程度的抑制，但这种抑制主要表现在拥有一定数量财产、相对富裕的家庭中。中等以下家庭难以长时间维持大家庭局面，往往有较高的分家频率。而大家庭中—当父家长去世，分家将不可避免。集体经济时代，分家渐趋普遍化。其表现形式是子女婚后与父母同居时间缩短，逐渐演变为结婚即分家的新的民俗。 2．家庭结构变动。从1930-1990年，冀南农村家庭结构有两个变动特征，一是复合家庭由土改前占有一定比例到土改后逐步减小。60年代中期以后，复合家庭进入尾声。另一个特征是，核心家庭比重稳步增长。虽然土改之前，核心家庭在调查村庄均是比重最多的类型，但它还只是一个简单的多数。并且，核心家庭相当部分是家长束缚减轻或消失后大家庭分家所致。土改后，核心家庭逐渐成为多数已婚家庭子女的追求。多子家庭不仅儿子婚后希望及时与父母分家单过，而且父母为减轻负担也愿与已婚儿子分爨另炊。复合家庭，甚至直系家庭解体后均融入核心家庭之中。集体经济后期家庭核心化局面逐渐形成。以往研究者夸大了以复合家庭为标志的传统大家庭存在水平。本文研究表明，整体上看，传统时代，大家庭虽占一定比例，但并非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家庭形式。从冀南看，复合家庭约占 15％左右，并且主要集中在中农以上家庭。 3．家庭规模变动。土改前冀南农村的家庭规模基本上保持在5口水平。家庭规模大小与家庭人均土地数量有很大关系。中农以上家庭人口规模超过平均水平，而贫农以下家庭人口规模明显低于平均水平。土改以后，特别是高级社以后，土地与家庭财富水平脱离了关系，进而不再对家庭规模产生影响。家庭规模大小取决于家庭生育水平高低，还与分家频度有密切关系。整体上看，46口的中等家庭比重上升，7口以上大家庭减少。 在中国历史上，家庭平均规模保持在5口上下的记载最多，各种个案调查结果也显示了家庭规模构成的这一特征。根据本文研究，传统社会4－6口家庭占有相对大的比例，形成5口规模家庭的存在基础。更重要的是，3口以下的小家庭和7口以上的大家庭均占有一定比例，其平均水平基本上在5口或趋近5口的规模，从而使5口的家庭规模具有一定普遍性。土改之后，7口以上大家庭比例缩小，3口以下的小家庭比例也降低了。大小两类家庭平均人口规模下降，进而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