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制度中，用御史做官称，当源于政治制度最初形成时的职事划分。秦汉时，御史发展为职负专责的监察官员，御史制度随之建立起来。在清代制度中，御史的监察功能虽有所收束，但其护持君权的制度本质却并未改变。随着台谏合一的实现，清代御史身负监察与谏诤两项职能，在君主政体中，起着预防和阻断威胁的作用。进入十九世纪，西方势力侵入，成为威胁清朝统治最主要因素。从严禁鸦片，到主战拒和，御史成为清末主战论中坚力量。甲午战事不利，御史不仅筹战，更诘问当事督抚、枢臣的责任。然而，当“卖国”、“汉奸”等宣泄性词语，在御史筹战议论中高频出现后，道德谴责便成为横亘于言战主和之间的沟壑。这不仅挤压了战略调整的空间，更为人际间对抗、阵营间纷争补入助力。其中蕴涵的分裂含义，应和着晚清政治变革及冲突的走势。戊戌变政，随甲午战败而起，因皇权纷争而终，却与人们强国御辱的政治诉求相契合。御史群体在政治变革面前，从内部展现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在趋新与守旧之间呈现了激烈的思想碰撞。当御史中的一些人，鉴于战败教训，同情并推助政治变革时，另一些人则基于保守观念而反对。在清末政局中，人们既因观念冲突而彼此斥离，又因政治诉求一致而相互接近。然而，清朝严禁朝臣结党，御史作为耳目之官，自须谨守制度，与派系保持距离。故而，在变政问题上，无论御史取态何如，趋利避害之外，观念或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庚子事变，清朝统治者被迫尝试改革。日俄战争后，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有使权力脱出监督的危险。御史们怀疑改革主持者借机揽权，故此表达了质疑和反对意见，不期然卷入一场背景深刻的政潮中。本于政治安全的纠劾，一旦陷入政争，其政治激发的作用便被凸显。清末几次政潮都由御史奏弹而起，政权安全始终是事件发动的核心因素。清末政局，无论趋新抑或保守，御史奏劾影响的突显，则意味皇权专制能力的下降。因兼容歧见能力有限，皇权专制性不足，或为专制政治严重的政治弊害。趋新，在于寻求制度突破，而保守，在于守护一份社会存在意义。二者不可相互取代，只是，在清末御史奏议中，并未发现相互兼容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