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承(?)是明代中后期“有名的藏书家,优秀的目录学家,卓越的图书馆学先驱者”,其思想和行为既展现出明代社会的特性,又折射出时代与历史的作用；既具有明代私家藏书家的共性,又具有自身的个性魅力。祁承(?)的藏书思想上承汉宋,下启有清,对今天的文献收藏、整理、利用都有很大的启示作用。祁承(?)、祁氏家族、明末藏书家群体,乃至整个明代知识分子的活动体现了明代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鲜明的个性特征。祁承(?)所处的时代正是印刷术成熟的时代,图书出版蔚然成风,成为标榜尚文之举；其所居的地区也是刻书繁盛之地。祁承(?)的家族充分传承了江南私家藏书的传统,家有聚书渊源,他的祖父、父亲都有不少藏书留传。受家风影响,祁承(?)从小就喜爱读书,十岁时就沉醉书海,乐而忘返。随着年龄增长,祁承(?)开始主动地搜求图书。在文献采访方面,祁承(?)有成熟而独立的思考,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与方法,这成为澹生堂藏书品质的保证。在采访手段上,祁承(?)采取了自行采购、合作采购、交换、赠送等多种方法。澹生堂藏书丰富且绝不盲目。与古代藏书家注重版本收藏不同,祁承煤的藏书有其自己明确的采访方针,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而不是单纯的追求藏书数量的增长。在文献著录方面,祁承(?)从文献的性质出发,采用“分析著录”和“互见著录”的方法,使《澹生堂藏书目》不是单纯的藏书登记簿,而是能够体现编者编目思想的目录学著作。万历四十八年(1602年),祁承(?)对澹生堂藏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理,为规范藏书整理撰写了《庚申整书略例》四则,提出了在传统编目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因”、“益”、“通”“互”四字著录原则,有意识地以互见著录、分析著录的方法来揭示文献的内容。在文献分类方面,祁承(?)对四部分类法进行了修正和改良,提出了四部四十六类二百四十四目的分类法,四部之下多有创新,其中在分类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是确定了“丛书”的独立地位。在文献管理方面,澹生堂藏书十万册,为了管理如此庞大的藏书,祁承(?)细致地思考了与馆藏管理有关的各方面内容,他在与子孙规约中明确了藏书的利用、阅览与出借问题,对图书保存、文献整理、古籍修补等问题都提出来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此外,祁承(?)在藏书楼的设计与建造方面也颇费心思,巧妙设计,防火防潮,兼顾有江南知识分子的园林情怀。在澹生堂藏书的继承与递守方面,祁承(?)的儿孙坚守规约,不仅在时事动荡中竭尽全力保存澹生堂藏书,还在目录学等理论方面有所成就。祁承煤及其澹生堂藏书的命运折射出学术发展脉络与社会变迁的趋势。总之,祁承(?)对于图书,不论在聚书、读书、鉴别、购求上,还是在分类、编目、典藏、借阅上,都有精辟的言论、独到的见解、新颖的方法和可行的规约。他不仅继承发扬我国先哲有关图书馆工作中和目录学上的优良传统,而且通过自己多年的实践,创造了不少可贵的经验。特别可贵的是,他的一切活动,能以经世致用为鹄的；所有的工作,能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准则,不尚空谈,对今天的图书馆工作也多有裨益。祁承(?)对文献内在特性的掌握及其对有关图书事业多层次、多方面的考察,从现代图书馆学的观点来看,已初步建立起一套系统的私人图书馆采、编、阅、藏的完整格局,奠定了其在书史上的首创地位；同时,在文献学的大视野下,对目录学、辨伪学、辑佚学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突破性的观点,并积极应用于文献利用的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