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一场“礼仪之争”掀起中西文化的碰撞。其中“敬孔”与“祭祖”问题是礼仪之争的争论中心。1664年爆发杨光先教案,9月清廷对耶稣会士审讯,当时在京的传教士都遭到了清政府的驱逐,被流放至广州。受此教案牵连的传教士们共23人,其中大多数为耶稣会士,他们于1666年3月流放至广州,一直拘押至1671年。在这五年期间,他们召开了广州会议,为重返教区,制定新的传教政策做准备。在广州会议后,一位中国教徒李安当受耶稣会士委托,撰写了一份关于丧葬礼的指令性文件——《临丧出殡仪式》。从这份文件中看,纯粹的西方天主教葬礼逐渐被中国强大的本土礼仪所取代。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该文件与朱熹制定的《家礼》中的《丧礼》篇核心结构相似。本文即从此入手,通过这两份文件的对比,观察《临丧出殡仪式》与《家礼·丧礼》在结构与内容上异同,探视耶稣会士在这场礼仪之争中选择的立场和动机,其态度的转变是否与传教策略的调整有关。其次,中国的天主教丧葬礼存在一个本土化的过程,通过比对,研究中国天主教丧葬礼本土化出现的原因及形成的意义。最后,单薄的文件呈现的是复杂的礼仪规范,外在的礼仪形式蕴含了丰富的内在文化,从葬礼中探析中西死亡观念的巨大差异,可以在中西交流史上存在一些历史问题提供更广阔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