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迎来送往行旅舔息之所,旅馆在中国存在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然而真正近代意义上的旅馆,却到晚清开放通商口岸以后才出现。上海是最早拥有类型多变、经营多样、服务多元、功能齐全的高级旅馆的城市之一,也是旅馆业发达的地区之一。1930年代的上海旅馆业处于客栈向现代饭店过渡的重要阶段,其经营和管理水平一方面承接了传统的经验,一方面又吸纳了外来诸多的新元素,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时代特征。1930年代的上海时髦洋化,消费主义盛行,新式旅馆提供的远超传统食宿服务之外的各种休闲娱乐项目铸就了上海旅馆独特的消费文化,旅馆及旅馆业变身成为一种关系着个人生活、城市发展、地方繁荣的综合性消费娱乐空间和组织,其中充斥着各种内幕与罪恶。作为管理者与控制者的上海旅馆业同业公会与上海市政府则共同出面,企图以制度来规范上海旅馆业。本文根据上海市档案馆的一手资料,结合其它文献和现有研究成果,试图揭示在1930年代上海商业社会的消费文化中作为旅馆主体的经营者、作为消费主体的市民和作为管控主体的公会以及政府各自的作为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一方面,1930年代的上海繁荣兴盛是同时期旅馆业得以发展的背景与前提,上海旅馆业也已具备相当程度的现代化特征；另一方面,上海纸醉金迷的都市消费文化又与新式旅馆业互相影响,旅馆提供了除传统食宿服务外的越来越多的娱乐和享受,刺激并扩张了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消费,而这同时又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力之一。作为第三方的同业公会和市政府则在尽力维持行业的环境以及明细行业竞争的规则,试图以制度来控制这个行业的良性发展。事实上,虽然这种努力与尝试似乎只得到了表面上的效益,但正是得益于三方良好的互动,共同造就了1930年代上海独特的旅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