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年,出版社处于国家的垄断统治之下,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出版社的生产能力无法满足中国文化市场的需求。在出版体制的夹缝中,民营图书公司渐渐地浮出水面,快速而畸形地发展着,并且成为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补充力量。长久以来,出版社与民营图书公司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合作模式。民营图书公司作为非有制经济,没有出版的权利,采取的是“曲线救国”介入出版上游的方法,即通过买卖书号、项目合作、挂靠出版社、注册合资公司、复合型合作等等手段与出版社进行合作,进行利益分配。这种方式,虽然帮助出版社实现了“权利寻租”,出版社在“寻租”的过程中,可以不懂书,可以不懂市场,却可以以零成本的代价获取书号费、审稿费,以及书一半的利润。同时,还节省了大量的寻找好作品的成本,甚至可以不顾及并且放弃传播文化的特殊使命,逐渐地,出版社自身也在一点点地耗尽内力并空壳化,失去了市场营销、选题策划的能力,也便失去了核心竞争力。虽然民营图书公司如愿介入了出版上游,但是却在书号上付出了沉重的成本。对于民营图书公司来讲,成本是最关键的问题。因为对于利润的渴望,很多民营图书公司不会花重金去求稿,也不会花很大的力气去斟酌一本书的文化价值,于是出现大批量的跟风、抄袭现象。所以,无论是出版社还是民营图书公司,作为中国出版业的重要力量,有着各自优势的同时,也都有自己的劣势。而中国出版的现状是,即不能完全取缔民营图书公司,也不能完全放开书号让民营图书公司有自主出版与发行的权利。出版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要肩负传承文化的任务,同时也要赢利,就要取得经济利益。如果想要取得经济利益,就必须进入市场。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出版社也被纳入改革的范畴,出版业集团化,出版社也相继转企改制,成为市场主体。2010年是“十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今年年底,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决定全面完成全国580余家出版社的转企改制。转企改制意味着出版社失去了国家每年稳定的补助,在经历了漫长的安逸之后被推向市场,不再旱涝保收,被“断奶”的出版社不仅要处理改制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还面临着更多的压力和挑战。中国加入WTO之后,面临着外来资金以及文化的颠覆和冲击,中国出版业必须要做大做强,整合所有能整合的力量。国家先后也出台了政策,支持非公有制企业以合法途径进入中国出版业。出版社久不与市场接轨,需要新鲜的血液和活力,民营图书公司也希望能获取国家在政策上公平和合理的待遇。在外因和内因共同的作用下,出版社与民营图书公司的整合也是大势所趋,并且被有识之士付诸行动。“公”与“私”的整合是一个新事物,有普遍发展的潜力。无论是出版社还是民营图书公司,在选择合作对象的时候都要深思熟虑,以相近的文化理念和共同的文化认知为合作基础,端正心态,诚心合作,转换彼此的角色,做好分工,“利润共享,风险同担”,以更好更快地速度融合、发展,走向纵深,走向多元,以达到1+1>2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