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发展中大国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了后起国家对外开放的条件和时机选择问题。与以往新古典经济学的同质性假设不同，本文分析是建立在异质性假设基础之上。产品与产品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种类和质量上。对于资本，不管是以货物形态出现还是以货币形态出现，同样存在着数量、种类和质量差异。土地也不例外。对于劳动力，按照人口有数量差异，按照专业化分工有职业或工种差异，按照各自的技能水平或熟练程度有质量差异。企业知本与能力是另一种人力资本，根据企业所在的行业、规模及其产品结构来看，同样具有数量、种类和质量差异。政府及制度的异质性，要从其对人力资本、企业知本与能力以及其他各种形态资本的生产性激励程度来衡量。各种要素在其使用过程中，可能具有生产性效应，也可能不具有生产性效应。关键要看在不同政府及制度环境中，不同层次生产要素所受到的生产性激励程度如何。文章还假设，从资源配置的优化原则出发，低级劳动将与低级资本等要素结合并生产出低档次产品，高级劳动将与高级资本等要素结合并生产出高档次产品。　　 用横坐标代表种类和质量，纵坐标代表数量并乘以单位价值之后，产品或要素都可以在平面上得到体现，并且，与横轴围成的面积表示价值大小，所处(横轴)位置则表示异质性结构。将所有产品或要素按照其异质性结构在纵轴方向加总，就是一国的总供给或总需求。制度环境与要素禀赋的共同作用决定了一国的总供给，收入分配状况则决定总需求。宏观经济的平衡不仅要求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数量上相等，而且在异质性结构上保持一致。如果制度环境对不同层次要素的生产性激励程度有差异，那么，宏观经济在异质性结构上将出现总供需缺口。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进出口贸易具有填补总供需缺口的作用。不仅如此，制度环境与要素禀赋状况还决定了一国的外贸依存度和对外贸易关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追赶过程可以划分为初始阶段、中等发展阶段和后发展阶段，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则分别处于不利期、蜜月期和摩擦期。后起国家选择在中等发展阶段实行贸易开放比较适合。　　 不管是从时间序列来看，还是从横截面来看，各种货币总是具有差异。描述货币的异质性需要引入预期、持有货币的时间以及风险和不确定性等因素。经济人总是选择预期损失最小的货币来将其消费从一个时空点转移到下一个时空点，这是支配货币竞争以及货币形态历史演变的不变法则。一国货币的预期损失不仅影响着市场对该种货币需求的实际余额，还影响着该国的投资和生产周期。对不同国家货币进行比较，不仅要考虑它们的固定流通成本、利率水平、信任状况和预期通货膨胀差异，还要考虑到相对购买力平价或实际汇率的变化。实际汇率变化一般受两种基本势力的影响，一种来自各国基准篮子的异质性结构的相对变化，另一种来自外部经济不平衡发展趋势。　　 一个国家对外国货币的需求可以来自三个方面的需要。其一，借助预期损失更小的外国货币以便将消费在国内进行时空转移；其二，借助国际货币以便将消费在国际间进行时空转移；其三，国家当局需要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总外汇需求水平变化会通过经常项目盈余或者逆差(外部经济不平衡变化)对实际汇率变化施加压力。推行金融自由化可能改变一国的各类外汇需求水平，若要预期不受政策变化的影响，上述三类外汇需求变化之和必须为零。但是，因为第三类(当局)外汇需求受到上下临界点的约束，而第一和第二类外汇需求水平的变化取决于各种货币的预期损失状况，所以，后起国家实行金融全面开放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和具备一定的条件。大国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推行适宜在外贸依存度较低和经发展水平较高的时候。　　 中国经济问题根源于制度环境。从1978年至今，中国已经实现了第一次制度环境转变，尚待实现第二次制度环境转变。目前的制度环境使中国现出了一些特异经济现象，特别是过高的外贸依存度需要中央银行同时肩负起稳定汇率和国内价格水平的两重任务。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和贸易自由条件下，要想同时达到两个目标，中央银行必须不断地提高其外汇需求水平，并让经济失衡朝着原来方向继续倾斜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