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把立法权下放到较大的市一级。同时,为了对较大的市的立法权实行有效的控制,《立法法》除了规定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之外,还规定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必须经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才能生效。批准程序严重地影响了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的自主性。此外,地方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决定了较大的市的政府规章必须服从省级政府的意志,自主性不大。同时,国务院对较大的市的资格的审批没有公开的标准,缺乏应有的正当程序,有违宪嫌疑。较大的市在立法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越权立法和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在国家和省级立法不断完善的背景下,较大的市的立法空间日益缩小,中央不会再关心如何通较大的市的立法权来健全国家法制,也不会再轻易批准较大的市。而一般地级市之所以热衷争取成为较大的市,并不是因为较大的市的立法可以解决地方的发展问题,而是较大的市的资格本身可以为城市带来利益,提高城市知名度,增加其在区域竞争中的优势。众多城市争取较大的市立法权的本意在于较大的市的资格本身,这决定了一般城市在获得较大的市立法权之后不会充分利用立法权。本文以一般地级市申请较大的市的激烈状况及其理由为切入点,在论述了较大的市立法权的历史背景和内涵的基础上指出,较大的市的立法权本身缺乏自主性,并不能解决城市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并一步论证较大的市的立法权存在问题和可能带来的危害。同时,在论证较大的市的历史背景和我国法律对较大的市立法权的规定时,把两者结合起来,指出中央下放立法权到地方的目的决定了较大的市的立法权在法制日益完善的情况下创新空间有限。最后得出结论:中央下放立法权到较大的市的目的和较大的市争取立法权的动机决定了较大的市的立法权不可能发挥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