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产征收应当以公共利益为前提,这是当前各国在不动产征收制度方面的共识。在《物权法》颁布之前,我国其他相关法律在不动产征收方面没有公共利益的限制性要求,《物权法》颁布之后其在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中明确规定,不动产征收须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该法律条文的颁布为我国不动产征收制度提供了私法上的依据,但是在具体的实务中,由于对公共利益的内涵认识不充分尤其是对公共利益界定的法律缺失,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和冲突。如何合理地界定公共利益,进而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既不因为界定不清而受到不当损害,也不因为含义不明而成为不当限制私权的借口,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难题。本文便主要以解决公共利益现实界定问题为目的,探寻适合我国征收意义上公共利益界定的应然模式选择,具体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不动产征收中公共利益目的的确立。首先,探讨了不动产之所以成为征收对象的原因,不仅在于不动产特殊稀缺性、特殊法律性质,也在于现代社会加剧了土地资源利用的需求;其次,分析不动产征收权的权力依据,即国家征收权,论证国家征收权是如何赋予不动产行为的权力依据;最后,剖析不动产征收的正当化基础。如果说国家征收权解决的是不动产征收的权限问题,那么公共利益的需要则就是不动产征收正当化的依据。第二部分,考察了国外学术界对公共利益的研究情况,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此种研究对于界定和实现公共利益的启示。归纳起来,国外学术界关于公共利益的观点可以分为两类,即肯定公共利益的观点和否定公共利益的观点。国内主流观点是肯定公共利益的观点,但具体细分又包括像特殊利益说、非商业利益说、整体利益说等等。在研究公共利益不同观点的基础上,相应提出公共利益应该是制度化的利益,即是一种谁都能感受到的,谁都能理解到的非常现实、极为实际的利益。第三部分,梳理了制度化公共利益的两种典型立法模式,即美国的概括式立法模式和日本的列举式立法模式。美国对不动产征收中公共利益没有明确规定范围和类型,而采取的是一种概括式的方式,仅从立法中概括规定征收须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日本则在征收制度上通过立法列举了公共利益的35种类型。分别剖析这两种立法模式下,是如何构建制度化的公共利益,并探讨对我国公共利益界定的启示。第四部分,论述如何完善我国不动产征收上公共利益立法界定模式。分析现有概括式立法界定模式的不足,即公共利益被泛化和虚置化,进而从公共利益制度化视角探讨完善公共利益界定模式:首先探讨了公共利益界定的主体和方式,主张应由立法机关以立法方式来判断;其次明确公共利益界定的原则,即公共利益的内容要具有操作性、利益共享性,并能为正当程序所实现;最后提出合理界定公共利益的内容和范围,即运用列举式、反面排除式加最小范围适用下的概括式条款来界定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