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49年，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参加中共军队，成为中共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多数农民最关注的是生产生活，其参军的动机在于满足个人利益，而非民族主义与阶级觉悟;对家庭、婚姻的顾虑和死亡的恐惧始终是农民参军的障碍;两者互动决定着农民参军意愿的高低。　　动员农民参军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民族主义与阶级革命主流话语的确立，构成了促使农民参军的意识形态的约束;适当的利益满足与乡村社会规则的应用，是促使农民参军的重要的动员技巧和方法;成功的参军动员是两者有机的结合。部分基层干部参军意愿不比其他农民更为强烈，为了维护自身或村庄的利益，致使参军动员中出现不少的偏差。不能否认，部分农民响应中共政权的号召积极参军，但也有部分农民采取各种手段规避参军，阻碍参军动员工作的顺利进行。　　不仅动员农民参军是一件颇为困难的工作，即使参军，也有相当比例的士兵逃亡，影响着部队的巩固和战斗力，动员逃亡士兵归队于是成为根据地兵役动员的重要内容。军队动员逃亡士兵归队多失之于简单粗暴，不仅难以完成归队任务，而且容易导致地方强烈不满;基层政权动员逃亡战士归队失之于自身利益的阻碍和乡村社会规则的纠葛;总之，动员逃亡士兵归队的成效不彰。　　优待士兵家属是巩固部队的重要措施。乡村社会中的人情观念、功利思想、平均主义影响着士兵家属优待的效果;但是，士兵家属优待政策也只有适应了乡村社会的经济和道德规则方能有所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