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设置专门法院的原意是打击犯罪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办案准确率及专属管辖特殊案件。各新型专门法院在设立目的上有了新发展,即提升审判的专业性与统一法律的适用。专门法院的设立实践存在规范疑问:其一,法院组织法将其对专门法院进行具体制度设置的权力转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存在合宪性疑问,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未能完成组织法的立法委托,其设立各专门法院所行使的是重大事项决定权而非立法权,存在合法性疑问。专门法院制度在宪法中表现出制度设置的稳定性、抽象性、授权性的特征,在法院组织法中表现出法院类型开放性、制度认识成熟性及程序设置回归性的特征,因此对其进行具体制度构建具有必要性与可能性。宪法规范体系与专门法院制度“立法形成”的结构耦合构建出专门法院制度体系。一方面,对宪法规范的体系性诠释构成规制专门法院与人大之间关系的横向制度及其与上下级专门法院之间关系的纵向制度,一横一纵构成专门法院的规范性制度框架。即专门法院应当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对专门高级法院进行“领导”性监督,其他上下级专门法院之间依然维持审级监督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对各专门法院设立实践的总结建构出专门法院的实践性制度框架。即专门法院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在人事任免和负责制上的“省级统管”制度以及三级二审终审制的审级制度。应当以专门法院制度框架构建跨行政区划法院,二者在设立目的上具有一致性,且利用专门法院制度框架构建跨区法院,有利于其设立目的的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