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气候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以推动我国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事业。然而,面对环境政策的压力,一些企业为了避免受到惩罚而开展应付式的绿色创新,进而追求创新的“数量”,而忽视其“质量”。这种“多快好省”式的策略性绿色创新实际上并不能有效推动企业的绿色转型,严重阻碍了我国绿色可持续健康发展。面对这种情境,许多学者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期能够理清其中的作用机理。随着相关学术研究的展开,环境规制的内涵、测量工具、变量维度等被不断地诠释。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发现,既有研究对绿色创新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例如:有研究探索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但其结果仍存在争议且缺乏作用机制的探讨;大部分学者按照绿色创新的内容和强度将其进行维度划分,缺乏从动机视角分析绿色创新行为;已有研究更多将环境规制作为一个单一整体进行研究,较少对其类型进行合理地区分。基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不同形式的环境规制手段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如何;知识搜寻的不同维度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从理论价值而言,回答以上问题有助于厘清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创新的具体作用路径。从实践价值而言,本文为企业开展实质性绿色创新和完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支持和现实指导基于制度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本文遵循“环境——战略——绩效”的经典研究范式,以珠三角区域的企业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深入探讨了知识搜寻的两个维度（搜寻深度和搜寻广度）在其中的中介效应。通过对285份问卷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发现:（1）环境规制总体上能够促进绿色创新,然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是不一致的: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的策略性绿色创新,市场型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推动实质性绿色创新;（2）知识搜寻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具体来说,命令型环境规制通过搜寻深度进而促进了企业的策略性绿色创新,市场型环境规制通过搜寻广度来推动实质性绿色创新。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从动机视角出发,对绿色创新活动分为实质性绿色创新和策略性绿色创新,二者不同的动机对绿色创新活动的价值有着不同的影响,这加深了我们对绿色创新行为的理解。其次,将重点研究外部知识搜寻策略与绿色创新的关系,希望明确知识搜寻策略的内在逻辑,选择恰当的外部知识搜寻策略来更好实现实质性绿色创新,最后,利用“环境——战略——绩效”的经典研究范式,运用制度理论、知识管理理论分析环境规制、知识搜寻对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知识搜寻在过程中起的中介效应。这不仅弥补了二者关系之间缺少对中介变量研究的缺憾,打开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关系的黑箱,还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二者关系结论的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