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发生“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研究已经不再是单一的语言学分析,而是逐渐和其他理论融合到了一起。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就是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与女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翻译“文化转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该理论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其对翻译研究的贡献得到了译学界的普遍肯定。女性主义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渗透到各个方面,包括翻译史,翻译理论,翻译实践以及翻译批评,其中影响最为明显的是翻译实践,女性主义译者提倡把翻译当作反对父权社会的武器,在翻译中应尽可能地彰显译者的主体性。无可否认,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它也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为女性和译者正名的过程中所提倡的如“颠覆”、“操纵”、“重写”和“劫持”等翻译思想和策略过于偏激,有重构二元对立之嫌,违背了翻译的本质。针对这一缺陷,本文试图把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双性同体”概念引介到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中,来化解这种二元对立,从而使译者和作者,译文和原文的关系更和谐,译文更准确、公正。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双性同体翻译视角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译者和作者地位的平等。女性主义译者所提倡的翻译思想和策略过于偏激,使得译者凌驾于作者之上,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翻译,这违背了翻译的忠实原则。双性同体翻译视角呼吁译者和作者地位是平等的,在翻译时译者和作者是合作、和谐的关系。第二,译者的双性同体视角,即译者不但能够从自身的性别视角来审视翻译中展现的各种性别因素,而且能够随时保持他／她者的视角,能够灵活地进行性别视角的转换。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是通过发挥主体性才能达到的状态。为了证明这一视角的可行性,本文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巨作《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的两个中译本从双性同体视角进行了比较研究,两位译者分别为顾涛和陈才宇,首次出版年份分别为1988和2000。分析结果表明,由于某些原因,顾涛的翻译有些地方偏离了原文,违背了作者的意图,译者没能够从性别她者的角度进行翻译；而陈才宇的翻译可以说是保持了双性同体视角,忠实于原文,是一种平等的、合作的、和谐的翻译,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他们的这一不同以及某些不足之处可能跟各自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环境、以及出版社的要求等其他客观因素有关。总之,双性同体视角是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一个补充与完善,开拓了翻译研究的话语范围。当然,作为一个新的、有发展潜力的研究视角,双性同体视角仍然有大片领域有待开垦,需要学术界给予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