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1962年前后发表的近40篇短篇历史小说为研究对象,试图走进当时的文学背景,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阐释这股“创作热潮”文本之间的差异、价值、局限,以及陈翔鹤的两篇小说对于十七年文学史特殊的意义。绪论部分从“历史小说”的概念入手,试图交代其在近代产生的背景,阐释其在五四新文学时期文体所发生的转变：“历史小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姿态展现时代精神与意志。十七年时期的历史题材小说中,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影响巨大,而本论文关注的小说以“辛亥革命”之前的历史为叙述对象,主要集中发表在1961年初至1963年初。而学界对于这次短暂的创作“热潮”的研究往往倾向于总体性的评价,仅以《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两个个案来阐释这一批小说的艺术特色和文学史价值。第一章试图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历史背景,发掘这股历史小说创作热潮“井喷式的出现”和“陡崖式的下跌”的外在原因,重点在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文艺界氛围。六十年代初,主流意识形态允许甚至倡导利用历史资源,文艺界氛围相对和缓宽松,并展开了题材问题讨论。这些都为历史小说的创作、发表提供了可能性。此外,当时的一些事件对于这股创作热潮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1962年底,政治风向转变,随着“重提阶级斗争”与“大写十三年”两个口号的出现,历史小说迅速消失匿迹。第二章则对于这一批小说文本进行了梳理,将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的主人公为反抗外族侵略的英雄,着力凸显英雄坚定的信念与牺牲精神；第二类则根据官方话语或者个人话语来塑造古代文人形象,体现了历史小说之中古代文人与当代作家“双向代言”的特殊关系；第三类是对于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改写或者模仿,其价值伦理观与主流意识、大众常识不相冲突,显示一种民间趣味。尽管这三类小说都体现出作家们向历史寻求话语资源,也都丰富了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景观；但只有以个人话语来塑造古代文人的这几篇历史小说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关照和独立思考。其中,黄秋耘、姚雪垠、李束丝的几篇表达了对于人的良知与温情的呼唤,而陈翔鹤的两篇历史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于“人”与“自我”的打捞,是五四文学精神在六十年代曲折而顽强地表达。加之其较高的艺术手法,可以看作是为十七年文学中的“孤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