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细菌战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军对华细菌战的分支,是一桩极端反人道主义的战争罪行,也是不容忘却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应该只是少数受害者、见证者和历史学家的个体记忆,而应该借助作为中介的新闻媒体,逐步从个体记忆、地方记忆上升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在高度媒介化的社会,新闻媒体凭借其传播公共信息的功能,成为生产、建构和保存集体记忆的主体,并由此生成以新闻报道为代表的媒介记忆。论文选取湖南地区五家主流媒体对常德细菌战的报道作为媒介记忆样本,以细菌战亲历者的口述史料作为个体记忆样本,试图通过比较分析,探究二者的分歧与共识。研究发现,常德细菌战的媒介记忆与个体记忆,呈现出对立与统一、差异与互补的关系。在记忆主体上,个体记忆以亲历者为单一主体,媒介记忆则选择了包括受害者在内的多元记忆主体。在记忆主题上,媒介记忆与个体记忆分别对应现实之殇和历史之痛。在主导叙事框架上,媒介记忆采取宏观的抗战叙事框架,与个体记忆微观的创伤叙事相对。以上均体现了双方的差异性。而二者采用凸显加害与弱化救助、受害见证与创伤叙述两种相同的话语策略,共享纪念碑等物质性、纪念日等象征性、受害者协会等功能性三个侧面的记忆场,共同表达回应日本右翼的现实政治诉求和以史为鉴的长远历史诉求,又揭示出双方的统一性。媒介记忆与个体记忆的差异与弥合,为媒介记忆的理性建构带来启示。一方面,媒介记忆呈现的纪念化趋势呼唤受害者主体性的回归。没有受害者作为核心的历史记忆难以对抗遗忘与抽象,也无法促进国族认同和代际传承。另一方面,媒介记忆单一的抗战叙事呼唤复合叙事框架的拓展。抗战叙事框架在升华事件意义的同时,也舍弃了常德细菌战的特殊性,因而亟需冲破民族抗战叙事的藩篱,转而从生化武器、救赎、人权等角度创新话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