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0年代以来，现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规划和设计在西方已经发展了近半个世纪，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在中国仍然刚刚起步。无论是政府、专家还是普通公民，对于公众参与规划和设计的需求正在日益凸显。正确认识、引导和积极促进公众参与规划和设计的有效实现是当务之急。本文试图参照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建构一种更加本质、合理且更具解释力的关于公众参与规划和设计的理解，基于这样的理解，阐释在国际视野下为何公众参与在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领域中引入和推进相对滞后，推进程度较低，以及进而尝试提供一些在中国有效推进公众参与规划和设计的途径建议。　　 现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规划和设计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是现代性困境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显现出来之时采取的一种应对策略，而公众参与规划和设计在中国被提倡也是当现代性困境在局部区域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初露端倪之时采取的一种应对策略。总体上，可以将公众参与规划和设计理解为应对现代性困境的一种策略。根据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应对现代性困境的策略是通过增进交往行动、建立交往理性来重构现代性。所以，本文认为，应当将理想的公众参与规划和设计理解为一种试图就公共空间的规划和设计达成共识的交往行动。作为交往行动的公众参与的核心价值和本质意义就在于通过在主体间建立交往理性来重建理性，通过重建理性来重构现代性，从而解除规划和设计实践中所遭遇的现代性困境。公众参与不是必然的维护某个或某些群体的利益，而是必然的遏制那些不当的、某些群体对其他群体的权益的操控和侵害，是主张通过主体间的理性来抑制不当的、过度膨胀的主体理性。将公众参与规划和设计理解为交往行动与以往对于公众参与的种种理解相比具有相对优越性，并且有助于从学者们关于公众参与目的与价值的“利益之争”中解放出来，也有助于理解半个世纪以来公众参与在世界各国被艰难推进且始终不被放弃的根本原因--它与现代性困境结伴而生，且承载着人类的一种美好信念与理想。　　 通过对中外典型国家公众参与规划和设计实践的比较发现，作为交往行动的公众参与在美国的推进程度相对较高，而在中国推进程度明显较低。参照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本文主要从影响交往行动发生的关键性因素--文化、社会、人格等生活世界的构成要素出发，从文化的再生产、市民社会的建构、个体的社会化等生活世界重构的途径视角对两国的具体情况展开深度剖析与详细阐释。　　 最后，结合案例分析的启示，本文提出了作为交往行动的公众参与的推进途径建议。宏观上，从文化因素、社会因素、个性因素三方面推进作为交往行动的公众参与是根本途径。要有效实现作为交往行动的公众参与，仅仅从“制度化”的途径努力是必要而不充分的，关键还要在参与过程中建立主体间的交往理性、遵循话语伦理，保证交往过程中话语的有效性。具体可以通过实现“文化的再生产”、“市民社会的有序建构”、“个体的社会化”促进作为交往行动的公众参与的发生。微观上，在不同实践类型中，公众参与有着不同的特点、推进难点及相应对策。本研究进行了初步的分类探索，提出了一些需要特别重视或强调的、有针对性的、可操作的、详细推进途径建议。另外，从交往行动理解出发，结合中外公众参与实践的总结和比较，还特别提出了三项基本操作原则：渐进建构原则，有限有效原则，及相辅相成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