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将翻译与文化结合起来，并且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文化视角。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人们认识到翻译主体的政治，社会，历史等因素。因此，人们开始日益关注译者的地位问题。性别话题，作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文化转向将性别与翻译联系起来，这是促成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产生的重要因素，尽管还有其他因素如女性与翻译的历史联系。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将性别问题列入译者的主体性范围内，强调译者的性别对翻译的影响。译者的性别，同译者的民族，阶级，意识形态等因素相比，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为翻译中主体性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性别视角。女性译者不再隐形，她们有权改造，操纵甚至占有原文。女性主义翻译就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原文的“创造性叛逆”。女性译者从事翻译有着明确的文化目的：使女性的声音让世人听见，颠覆男性话语的统治及父权社会系统的压迫。她们尽力控制话语权，使用各种语言技巧，有时甚至破坏语言规则，使语言女性化，为女性说话。女性主义翻译采用了种种策略。弗洛图在他的《翻译与性别——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一书中列举了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的三种常用方式：增补，加写前言和脚注，劫持。本论文基于翻译和女性的低等地位以及译者在翻译中的低等地位之间的相似之处，探讨女性主义和翻译之间的关系。由于妇女运动的不同发展，西方女性主义在引入中国后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西方那种激进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并不被中国女性译者所接受。对于一些具有女性意识的中国女翻译家，她们表现出来的是比较温和的翻译策略。她们的作品在风格，语言表达，审美标准等方面同样表现出了女性独特的特征。本论文旨在对女性主义及其翻译理论做一系统的概述，从女性主义角度强调译者地位，并以朱虹的女性主义翻译为文本探讨具有性别意识的女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体现她们的能动性和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