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的文学道路，起步于萨特存在主义对他的影响，但他的文学，并不是西方存在主义的东方版，他对存在主义的借鉴，经历了一个从主动接受到积极消化进而对其进行超越及至升华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大江文学创作的最初十年，亦即其以《奇妙的工作》登上文坛到顶峰之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发表，这一时期是大江存在主义之接受与嬗变最为重要的阶段。这十年，正好完成了他走上文学道路，摸索自己的文学表现形式，历经探索失败后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学方向，形成独特文学思想和方法的过程，而此后的所谓风格、主题的变化，则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这十年的创作细分可划为三个阶段：1956-1958为第一阶段，1959-1963为第二阶段，1964-1967为第三阶段。 大江第一阶段的创作还处于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模仿阶段，主要描绘人们在闭塞状态下求生存的荒诞生活，作品明显流露出一种悲观虚无的情调。 大学毕业，其创作进入第二阶段。大江健三郎开始以现实生活为素材，表述他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新理解。他以“性”为切入点，反映了当代人在工业文明对人极度异化之下，力图摆脱社会对人的压抑和束缚、凸显个人存在的社会心理，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1963年，脑残疾儿子的降生及对广岛这个首次遭受核武器摧残的城市的再次访问，促使大江把个人的不幸和人类的苦难结合在一起，引发出宏大的“共生感”，其创作由此进入第三阶段。以《个人的体验》为锲机，他将所接受的存在主义理念融进了他对日本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全新体验中，表现出了对萨特存在主义的超越。《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便是这一时期创作的最好总结。 此后，大江始终立足于边缘，以强烈的边缘意识观照其创作。他把内心痛苦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出发点，致力于揭示当代社会的人生存的本质意义，探索人生存选择的理想的可能方式，努力挖掘东方生存哲学的底蕴，探寻一条重建失落的精神家园的道路。最终，无论在哲学思想或是文学艺术方面，他都实现了对西方存在主义的超越和改造并进行了进一步的升华，形成了大江独特的东方式存在主义，也使得其文学大放异彩，显示出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