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泽被,特别是对儒家文化传统的吸收和改造,更是造就了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和魂汉才”接受方式的巨大成功。《三国演义》和《平家物语》是中日两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伟大作品。二者对后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笔者将《三国演义》和《平家物语》放在儒家文化的背景共识下进行比较,通过对文化的考察和文本的细读,来分析其中的忠义观、天命观和女性观的异同。文章分三个部分来加以阐释:第一部分:神道和魂与剑胆琴心。笔者分析了中国儒家文化在东传日本后,日本民族对儒家文化接受利用的发展脉络。在不同的选择下,日本民族选择了“和”作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核心,而中华民族则保持了“仁”作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核心。在这两种不同的核心中,又产生了不同的对忠义等其它儒家礼仪规范的态度,即和魂之忠与仁道之义。并从文本分析中加以辨析。这种“和”与“仁”的取舍,在文化上溯源,则是因为日本民族将儒家文化和日本民族的原始神道相结合产生的“和魂”意识,有了宗教信仰的成分;而中国则把儒家文化作为争得政治权力的工具,既是现实功利的追求,也是内圣外王与天人合一的儒家知识分子的终极理想。第二部分:盛者必衰与成王败寇。笔者从中日民族不同的天命观入手,分析了作品中对于英雄人物的塑造以及对英雄末路时的感受。并通过《平家物语》和《三国演义》在征兆与应验的描写上的差异,剖析中日民族对待成败的不同之处:日本民族总是充满盛者必衰的物哀情绪;中华民族多是成王败寇的乐天知命的乐观精神。第三部分:女性——政治的符码与人情的寄托。笔者考察了传统中中日两国对女性的不同态度。由于儒家文化的凝滞化,《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多是政治的存在,是男人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和筹码,是男性忠义形象的陪衬同时也作为张扬忠义的标签,有时甚至是毫无感情的物化的存在。在日本则不同,由于神道文化的女性崇拜,《平家物语》中的女性是一种情感的存在。虽然也有儒家文化中三纲五常的影响,男性对女性表现轻视的态度,但总体上还是具人情的描写。这与中日文化中两性关系的文化的不同有极大的渊源。日本民族对两性、爱情的态度相对开放,而中国则相对保守。通过这三部分的论述,笔者认为,同一文化在不同民族国家中的传承,在不同时期会发生不同的断裂和选择,从而对文化传统的积淀产生不同的导向。文化主导着文学发展的方向,同时文学也对文化的积淀和选择产生巨大的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