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期。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的转型“首先是指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同时还伴随着“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方面的深刻变迁”过程。转型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必然要求出版业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出版转型同时也是中国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本论文认为,产业属性是出版业的自然属性,是根本的、基础的、本质的属性；而其传播内容的意识形态属性形成了出版业的社会属性,即出版业的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这些属性衍生出了出版业的三大功能,即：宣传导向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商业经营功能。出版产业既不同于“僵化的为纯工厂功能”的“制造业”,也不同于直接提供劳务的“服务业”,它具有“实质物品价值低”而“内容的价值高”的“内容产业”特质。出版物是一种文化商品,消费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出版商品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出版物是一种内含版权的商品；出版物有显著的差异化。在中国,出版业的制度变革应看作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制度变迁在总体上是由国家作为制度主体进行制度选择,国家扮演着制度决定者的角色,是制度供给的主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出版行业必然遵循路径依赖的规律,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因此,研究中国出版经济必须首先研究中国出版业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是出版经济研究的约束条件。总体来看,我国出版业主要由准入、内容和产权制度三部分构成。我国出版业现行制度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当时,建立和壮大国营出版社的力量,以及对私营出版业(包括出版、印刷、发行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后来我国的出版体制形成了巨大的影响。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期,但这个变迁过程所依赖的路径正是以“国营”为根本特点的计划体制。30年来,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相继改革的推动下,我国的出版业制度改革也逐渐深入,经历了增量发展、结构优化和深化改革三个阶段。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业制度变迁的本质,也是为了解放被旧的出版制度所束缚的生产力,进而繁荣我国的出版事业。总体来说,我国出版业制度创新的特点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诱致性变迁为辅,二者相结合；第二,我国出版业制度变迁的模式是“渐进式”的。这30年来,利益驱动是出版业制度创新的主要动力。利润的潜在驱动是出版业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力,但是,出版业的制度创新也往往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比如主体竞争程度、技术因素、交易费用的制约以及政府的行政干预等。本文从康芒斯的理论出发,把交易活动划分成三种类别,包括市场交易、管理的交易或称企业内交易和政府交易,与其相对应的是现代社会中三种基本的制度安排,即市场、企业和政府。这三种交易方式或三种制度安排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首先是市场交易和企业内交易的关系。企业是选择市场交易方式还是选择企业内交易方式,取决于企业独立生产的生产费用节省和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的比较。其次是企业内交易和政府管理的关系。企业内交易和政府交易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个人选择和公共选择(即非个人选择)的关系。最后是政府和市场存在着既相互替代又相互补充的关系。一方面,市场失灵表现在政府能够替代市场是因为政府能够节约一定程度的交易成本,但另一方面,政府本身也会产生费用,比如运行成本以及腐败导致的经济无效率。本研究论文共分七章,每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明确选题的背景、目的及意义,描述、分析和总结目前与本选题相关的学术研究的现状,介绍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主要创新点及不足。本文还分析了出版业企业面临的机遇、挑战以及政府对出版企业的规制问题。第二章是中国出版制度的构成及其特点。首先,本章对出版业的内涵、功能和经济特征进行了一个总结。出版业兼具产业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二者决定了出版业同时具有宣传导向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和商业经营功能。出版物是一种文化商品,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是一种内含版权的商品,同时也有显著的差异化。在我国,出版业的制度主要由准入、内容和产权三部分构成。改革开放来,出版业制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先后经历了增量发展阶段、结构优化阶段和体制改革阶段。第三章是中国出版业制度的三角框架及博弈分析。本章提出了转型期中国出版业制度创新的分析框架,即三角分析框架。在制度三角的基础上引入博弈分析框架,建立了一个在出版业制度创新中政府和企业围绕着放权让利进行的博弈分析框架。模型证明,如果上缴利润控制权在政府手里,公司化的结果是政府给企业的补贴减少,同时上缴增加。同时非国有化比例增加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如果上缴利润控制权在企业手里,提高经理利润分配权同样会导致政府补贴减少,同时上缴增加。这意味着利润控制权无论是在政府手里还是出版企业手里,提高公司化比重以及非国有化比重都能够提高利润上缴水平同时减少政府对企业补贴,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第四章主要从企业制度的维度探讨我国出版业制度创新的问题。首先,本章阐述西方发达国家出版业企业制度的经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国外出版企业大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并以公司制为主要形式。然后,本章分析了我国出版业企业制度存在的问题。我国大部分经营性出版单位的转制是通过政府主导来推动的,长期以来事业单位的传统观念和管理模式导致转制流于形式,出版单位内部交易成本过高。接下来,本章探讨了我国出版业企业制度创新的路径。本章认为,企业的交易成本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出版企业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必须促进出版企业内部市场化,实现管理机制再造,降低企业内交易成本,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最后,本章还以广东出版集团、读者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第五章为出版业市场制度的创新。首先探索了中国出版业发展的目标选择,出版业虽然具有与其他产业的差异,但更多的则是共性,尤其是在确立市场化的发展目标选择上,实践表明市场化的发展道路是有利于中国出版业的发展的。而市场机制的确立和创新需要从产权、公司治理结构和竞争性市场等方面的制度准备,这样才能为市场机制的创新奠基机制,这些方面也是中国出版业在确定了市场化发展路径中所缺少和存在不足的。与此同时,市场机制也是存在缺陷的,尤其是在出版业发展的方面,存在与政府机制和企业内部机制的互补,需要准确界定企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探索市场制度创新的有效路径,需要从基础、主体、过程和方式上进行创新,即通过市场化方式重构出版企业产权制度,建立现代出版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竞争性的出版市场和发展新型的出版市场交易途径。第六章为出版业政府管理制度的创新。首先,本章指出了出版业政府管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即不仅在规制指导思想上,在规制模式和内容上,出版业都存在路径依赖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本章提出,出版业的政府规制应遵循市场规则,采用分类规制原则,推动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至于在具体制度方面,本章分别从规制模式、准入制度、审查方式和市场监管方面论述了具体制度的创新。第七章为出版业制度创新的评价、风险控制及对策。本章强调,在保证国家文化安全和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基础上,政府要创新对出版业管制的方式和方法,提高管制的效率。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构建了出版业的制度三角分析框架,特别是将非政府组织和中介机构纳入到了出版业制度三角的理论分析框架中来。从康芒斯的理论出发,本文以制度三角为理论分析框架,分别从政府交易、企业内交易和市场交易的角度出发来论述出版业的制度创新。不过,在政府、企业和市场的中间地带,还存在着另外两个重要的组织或者中介——非政府组织以及市场中介。在出版行业中,非营利性协会组织,一方面能够联系和调动出版企业自我规范和协作,同时便于政府与出版界的沟通,因而在很多方面往往可以发挥远超政府直接管理而能够发挥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本文指出,一方面,政府必须加强出版业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推动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建立,搭建起政府交易、市场交易以及企业交易的中介平台；另一方面,企业要增强市场竞争意识,使用各种市场中介服务来减低运营成本,改进企业运营管理,提高运营效率。(2)提出我国出版业政府规制模式应当由二重模式改革为三重模式。我国当前的规制模式是一种二重监管,即由要监管层次和配合监管层次构成。本文认为,我国未来出版业规制模式可以设置三层监管模式：第一重是中共党委负责意识形态控制,但不能以意识形态为指挥棒直接干预出版业。第二重是出版业政府专门规制部门。第三重是出版业行业协会。把行业管理职能交还出版业协会,改变出版业协会“二政府的状态”。当前我国出版业行业协会只不过是出版业政府主管部门的代言人,行政化倾向非常严重,并未真正起到行业管理的作用。今后出版业政府主管部门应当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步伐,从直接管理转变为加强监督,为出版业行业协会的运作创造空间。出版业行政管理部门在做好市场监管、产业调控的基础上,将大量微观的、技术性和事务性的职能向行业协会这样的社会组织转移,让行业协会把政府原来承担的行业统计、行业信息的发布、市场的整顿规范等一部分服务经济的职能承担起来。从体制上、机构设置上解决政府部门与行业协会的职能划分,确立出版行业协会的合法地位。(3)在制度三角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一个政企围绕“放权让利”的博弈分析框架,拓展了制度三角分析,使得制度三角分析更为深入。本文的政企博弈分析框架还为这个制度三角分析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数理分析基础,使得制度三角分析的逻辑更为严密,经济学直觉更为直接。借鉴最新的博弈论分析方法,本文发现政府主导的市场化——包括公司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提高非国有经济比重,显著提高了政府和企业的收益。同时本文的博弈分析框架也表明,在出版业企业改革进程中,不正当的企业寻租行为导致了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这个模型的结论也证明,市场化有助于提高政府和企业的双方利益,结合实际,在保证国家文化安全和执政党地位的前提下,应创新出版业管制方式和方法,提高管制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