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作为一座发达的现代都市还是作为一段繁华的历史旧迹，上海本身已经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存在。众所周知，上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长期的强势地位，这除了它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它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话语叙述对上海的强力推广和开发，给上海以外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上海作为“东方的巴黎”，对于梦想通向现代化都市生活的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文化意义。而在20世纪女性文学成功的“上海书写”中，有三位作为阶段性代表的人物：张爱玲、王安忆、卫慧。这三位女性的小说，创作背景多为上海，笔下的人物也多是上海人，发生的故事也多是上海的故事。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三位女性的小说，成功地构成了一部20世纪的上海演变史。如果我们把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的《金锁记》、《倾城之恋》、《长恨歌》、《上海宝贝》等小说放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到很长的一段上海的历史变迁。尽管这些小说都有大时代的动荡做背景，可关注的却是日常生活的本质，也可以说她们表现的是上海芸芸众生的生存史、心灵史。这一系列的“上海书写”虽然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相应地产生了某种变化，但其内在的精神联系和逻辑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在历史传承上已然划出了一个自成传统的轨迹。然而由于她们生存的时代背景以及个性的不同，决定了她们创作中所表现出的“上海书写”并不完全相同，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论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三个女性与三个时代的“上海书写”。上海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窗口乃至缩影，它的变迁和命运可谓和20世纪中国文学息息相关。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上海书写”中，张爱玲着重表现了20世纪30到40年代的资本主义／殖民地的上海，五安忆主要表现了一个世纪以及一个时代的转型中的上海，卫慧主要表现了20世纪90年代消费／全球化语境中的上海。这三位女性笔下的上海，更接近“历史的芯子”，更接近民间的、阴性的、小市民的和消费的上海，而远离暴风雨的革命和意识形态的上海。这样就形成了“上海书写”的一个谱系—女性的阴性的细节的心理的上海的谱系。 第二部分:“上海书写”内涵的三个维度。从时间(历史)里的上海、民间日常生活的上海、变与不变中的上海来阐释。20一肚纪上海的历史变迁在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笔下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张爱玲是真正能捕捉30年代上海生活情趣的人，王安忆对上海的理解有了真正的“沧桑感”，卫慧则创造了我们文学中前所未有的“新新人类”形象。张爱玲、王安忆、卫慧均以时间l刁上海、时间与女性的纠葛，准确的又是完全个人化地描摹出了上海这座城市的肖像、这座城市恒常的世俗情态。在社会形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日常生活的方式仍然可以按照自己固有的运转模式前行，一代传一代。 第二部分:“上海书写”的美学。张爱玲、王安忆、卫慧在写上海和上海女人这两点上，有着共同的契合点。这一部分便以她们为例来阐述女性书写与“上海书写”的交汇点:“阴性”的上海与阴柔之美，感性的[-.海与细腻丰腔之美，欲望的上海与摩登之美。张爱玲的上海弥满了女人日薄西山的凄楚和遗憾:王安忆细写女性与城市的纠缠关系，上海是性感的、带有私情的风情万种的女性形象:卫慧则写出了20世纪90年代都市上海情欲背景下女性生存的困窘和压抑。 纵观全文，本文以张爱玲、王安忆、卫慧为例来阐释20世纪女性文学中的“上海书写”，卞要对“上海书写”的内涵、“上海比写”内涵的三个维度、“上海书写”的美学进行了探索，为研究20世纪女性文学、研究“_上海书写”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和方法，进一步确立了张爱玲、仁安忆、IJ-慧在20世纪女性文学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