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最早出现的文学潮流,它脱胎于模式单一,政治主题浓厚的“文革文学”,因此,伤痕文学的发轫阶段有着深深的“文革模式”的烙印,话语言说主体——知识分子由于历史和自身的局限性,艰难而隐晦地再现着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境。随着伤痕文学的不断发展,伤痕作品开始大量涌现,文学也开始“向内转”,伤痕作家们在创作中逐步淡化政治主题,把笔墨放在描写人物形象,丰富故事情节上。而在“伤痕文学”作品里,出现了一类典型的人物形象:“伤痕”型人物。这类人物真实地描述了人们在历史的暗淡时期面对灾难所表现出来的真实情境,也暗示了新时代语境下个体生存的尴尬局面,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民族和人民的两难。虽然这时期的伤痕文学作品仍然缺乏思考的力度,但“伤痕文学”正依循着艺术世界自身的发展规律,奋力前行!而当“伤痕文学”进入了成熟高峰的阶段,它便开始逐渐摆脱社会政治文化系统的束缚,实现文学的自主性,这时候的“伤痕文学”已经到达其发展的最高点,褪去自身的缺陷,完成自我的解构,瞬间过渡到了艺术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伤痕文学”的历史使命,是改变这种政治——文艺的狭隘联系。那么,这就注定了“伤痕文学”只有完成自我解构,通过消解自身才能完成这一使命。要正确看待和评价“伤痕文学”的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必须把它放到相对应的社会历史政治环境中去思考,既要看到“伤痕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链接作用,也要看到其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