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既是由史家书写的,其中自不免掺杂个人的主观情感,这就使现实中同一个客观事物在被描述的过程中呈现不同的形象成为可能。本文旨在对二十世纪前半期几位重要学者对乾嘉学派形象的构建情况做一比较的考察,以此反映这个时期史学思潮的多重面相。乾嘉学派,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与史料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逃脱不了学者犀利的目光,批评者有之,大加赞赏者也不在少数,无论批评与赞赏,都共同构建着此时的“乾嘉学派”形象。概括起来,大致呈现以下三种形象:首先是“科学”形象。无论是梁启超的“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还是胡适的“中国旧有的学术中,只有‘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亦或是傅斯年的“清代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都是站在科学主义立场上认为乾嘉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是科学的,并将其视为近代科学的雏形。本文第一部分将对他们对乾嘉学派的“科学”形象构建情况做一个整体考查。其次是“文献学”的形象。执此观点的有来自史料派的顾颉刚和来自唯物史观派的翦伯赞。他们对乾嘉考据学的评价更多的是关注其在古典文献整理的方法与成就方面,如顾颉刚认为“清代的学者辛辛苦苦,积聚了许多材料,听我们用。我们取精用弘,费了很少的功夫即可得到很大的效力”,翦伯赞称“这种成绩,直至现在还被视为中国学术中之最珍贵的遗产”。在他们的眼中,乾嘉学派是名副其实的“文献学”形象。对二人的评述做整体的考查,作为文章的第二部分。最后是“汉学”形象。与以上的学者相比,国粹派的章太炎和刘师培,唯物史观派的侯外庐以及传统派的钱穆则更多站在传统的立场上对乾嘉学派专事追寻汉代经学,崇尚汉代经师注而不疏的治学方法和实事求是的学风给予很高的评价,将其视为“汉学”。所以本文的第三部分工作是总体考察他们对乾嘉学派的评论。通过分析各学者对乾嘉学派的评价,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乾嘉学术,也对了解近代学者之学术有益助。近代学者对乾嘉学派形象构建主导倾向的不同来自他们对史学认知的不同,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历史学是什么”的问题存有分歧。本文最后结语部分主要反映近代几股重要力量(传统派、新史学派、史料派、唯物史观派)对史学认知的差异,并站在今天的高度上对乾嘉学派给予一定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