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清朝末年中国开始引进国外的侦探小说以来,人们对这种新鲜的文学模式感到陌生又新奇,许多国外小说的侦探形象也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比如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而另一位英国女侦探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也渐渐为大家所知。她的小说不同于柯南道尔,具有她独特的魅力。《东方快车谋杀案》作为一部经典,成为了阿加莎的代表佳作,被翻译为几十种文字与电影。这部小说值得被研究。然而由于翻译者的不同,人们看到了不同版本的《东方快车谋杀案》,至于哪种版本更好,至今仍未有定论。　　很多时候国内仅仅把侦探小说当做一种娱乐形式而不是研究对象,所以对侦探小说的翻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侦探小说里,人物的对话,悬疑的设置,氛围的渲染都非常的关键,而翻译中有没有体现原著中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到侦探小说对读者的吸引力。因此,我们应该正视侦探小说的翻译,希望能将更好的翻译作品呈现给读者,更有效的实现中西文化交流。对于《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中文译本,不同的出版社带给读者不同的风味。本研究将选择两个出版社的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张艾茜版和陈尧光版,分别来自远景出版社和人文出版社。这两个出版社分别来自台湾和大陆,出版时间大不相同,而这两位译者当中,陈尧光是一名严谨的治学者,张艾茜的翻译出自著名作家三毛的编辑之下,因此这两个版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极高的可研究性。　　本研究将在操控理论的辅助之下进行。传统的翻译理论主要集中在对翻译文本的研究之上,而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把学者们的注意里从文本转移到文化之上。其包含三个主要的因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本文利用这三个要素通过《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两个中译本来研究侦探小说的翻译,发现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分别受到了不同的政治、文化、美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他们各自的诗学观也在操纵着他们的翻译;在赞助人方面,两位译者受到的操控分别来自不同的出版社以及不同的政府,其中张艾茜在著名作家三毛的编辑之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操控。从而使得这两个版本在很多地方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研究期望通过对这两个译本的分析,引起学者对于侦探小说的翻译的重视,以提供更好的翻译给读者,更好地实现中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