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颁布为研究总体规划编制方法提供了一个契机。论文以总体规划编制方法从旧《办法》到新《办法》“因何而变”、“如何而变”与“变而如何”为研究目的,采用文献研究、综合比较、综合论证、逻辑推理等研究方法,从编制层次、编制组织、方法路线和技术方法四个层面进行分析。主要结论是:“远近博弈”是编制层次变化过程的特征;新《办法》舍略远景规划和战略规划等“远”的编制层次而突出近期建设规划等“近”的编制层次,这种“舍远求近”只能解决部分问题;未来总体规划应“远近兼顾”。现实问题视角的分析得知编制组织变化具有针对性,但要想更好的发挥作用还需正确解读相关规定;决策理论视角的分析得知决策主体发生了由单一向多元转变等变化,整体上符合一般决策理论,细节上符合城市规划的决策理论;时代背景视角的分析得知变化后的方法距可借鉴的西方发达国家编制方法仍有一定差距,但却符合我国国情。我国面临紧迫的生态资源保护、城乡统筹发展的任务与非城市建设用地规划的兴起、总体规划对城乡统筹规划功能的承接是方法路线由“图—底”向“底—图”变化的主要原因,这种变化弥补了我国总体规划中一直缺失的控制性思维传统,引领着未来总体规划向重视城乡和谐关系这一本源的回归。旧《办法》规定的总体规划编制方法由“纯技术”方法主导,新《办法》则有意将编制方法定调在一个广泛采用“社会技术”方法的氛围中;“纯技术”与“社会技术”方法事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裂合;“纯技术”方法归根结底是一种辅助手段,总体规划编制需要是建立在“社会技术”基础上的方法体系。总体看,总体规划背景要求与自我逻辑共同推动编制方法的变化,演进与变革共同作为编制方法变化的形式,恰当的应时之举是对编制方法变化的整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