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阿克罗伊德(1949-)是当代英国文学界的重要作家。他被贴上了诸如“后现代作家”,“伦敦作家”和“文化保守派”等标签。在这些标签中,阿克罗伊德仅明确表示他是地道的伦敦作家。作家出生于伦敦,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他的大部分作品,包括小说和传记,都与伦敦有关。伦敦不仅仅是他作品的背景,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或“主角”。阿克罗伊德是一位非常独特的伦敦作家。他的伦敦小说并不止于关注当代伦敦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而是偏重于回顾伦敦和英国的文化传统。这种回望不仅仅是怀旧,而是积极地将伦敦和英国文化传统融入到现代性建构之中,这在对当代城市进行空间解读的大潮流之中,是一种有创造性的远见。阿克罗伊德不仅在其传记和历史书等非小说作品中表达了对传统的痴迷,在其伦敦小说中也表达了其对传统的看法:传统并不是静止的和呆板的过去,而是一种从过去延续到现在的充满活力和变化的连续性模式,这种连续性模式塑造了伦敦精神。本文从文学传统、建筑传统和宗教传统三个方面解读了阿克罗伊德的伦敦小说,提出了其作品中幽灵性存在的过去正是传统,传统通过影响伦敦城市和伦敦人塑造了伦敦精神。作家认为:传统是伦敦精神乃至英国性中挥之不去的幽灵存在,无论何时何地伦敦和伦敦人都要回归传统。第一章主要分析了文学传统的幽灵通过侵扰伦敦和伦敦人而形成伦敦精神,涉及文学传统的治愈功能、对话功能和再创造功能。小说《查特顿》涉及了文学传统的治愈功能。在小说中条不同时期叙事线索的并置构成了一个循环叙事模式,线性时间被解构,作家在这个循环叙事中表达了:英国文学传统的力量在于创造性地改编而不是创造。伦敦城市中的艺术家们和孤独的人们通过对文学传统的再现和复制来治愈他们枯竭的灵感,获得生活下去的勇气。与此同时,充满文学传统的城市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也治愈了人们的焦虑。人们总是能借助传统不断走出困境,获得新生。《丹·雷诺和莱姆豪斯有生命的泥人》传达了文学传统的对话功能,在小说中,城市居民的自我和城市的身份都是不确定的,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处在对话关系之中,受到文学传统幽灵的侵扰。小说中具有开放主体性的代表人物则是丹·雷诺、伊丽莎白·克里和莱姆豪斯有生命的泥人。伦敦东区的莱姆豪斯则代表了对话的城市空间,对话的城市空间的另一个代表是充满了神秘和幽灵力量的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阿克罗伊德还通过文学流派之间的对话功能来解构维多利亚时代的现实主义写作,以及自然主义的科学写作风格,究其原因是因为他更偏向于伦敦精神中的非理性力量。事实上,伦敦城市身份和伦敦居民主体的对话性均是伦敦城市异质性的表现。在《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个案》中,阿克罗伊德利用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小说的文学再创造空间,对想象力和第二自我进行了再创造。他认为具有无限生机的想象力应该是伦敦幻想家的想象力,这样的想象力不是自我个性的彰显,而是对伦敦城市和城中之人具有关切之心。同时,第二自我不再只是传统善恶的聚合体,也是想象和理性的聚合体,第二自我是伦敦城市异质性的彰显。因此,在文学传统的作用下,伦敦通过不断回归文学传统成为一座文学和想象之城,它兼具美丽和可怖的特质,具有不确定性和分裂的本质,却能治愈人心,帮助人们重获新生。第二章探讨了伦敦建筑传统的幽灵作用于伦敦和伦敦人而形成伦敦精神,主要涉及监狱传统的禁锢和再生力量,教堂传统的异托邦力量和闹鬼房屋的压抑和救赎的力量。传统的这些对立的力量塑造了伦敦城市的异质性。阿克罗伊德认为:监狱、教堂、房屋这样的地方虽然被不断地毁坏和修复,但这些地方的精神永远不会丢失,并注定会循环往复地出现,在这些地方精神背后是伦敦的传统。因此,在这些地方,同样的故事会一次又一次地上演,形成“时空体”幽灵。同时,在小说中,时间的线性模式被解构,圆圈的意象不断出现,这代表了一种永恒性,寓示着伦敦将不断回归传统。《伦敦大火》中的伦敦是一座福柯式监狱之城。监狱传统代表的禁锢和规训力量无处不在,伦敦人被困在城市这个无形的监狱之中。在故事里,监狱的旧牢房区域释放出邪恶的力量,然而,它也代表了一股来自过去的非理性再生力量。因此,代表伦敦传统的监狱不仅是邪恶力量的发源地,也是重生力量的源泉。伦敦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大火”传统也是同样的道理,大火摧毁了城市的同时又重生了它。《霍克斯默》中的七座教堂连接了过去和现在,谋杀事件的不断复现模糊了过去和现在的界限,历史时间汇集在具有传统力量的教堂之处。因此,教堂成为各种对立力量的交汇点。教堂释放出的异托邦的力量使得伦敦城市不堪的现实被凸显出来,同时,伦敦现实的改变使得其在回归传统的时候也改变了传统。《狄博士的房屋》中闹鬼的房子代表了建筑传统的压制创伤和救赎的力量。在鬼屋代表的后现代哥特时空体中,狄博士试图征服时间获得永生,与此同时,当代的人物马修也试图通过克服时间来探索过去的隐秘。这座代表了伦敦传统的房子见证并压制了城市和居民的创伤经历,然而它也释放出救赎的力量,使得马修、狄博士和伦敦城市得以超越创伤,获得新生,这是伦敦永恒性的表征。作家认为伦敦人和伦敦城市都需要通过接受比物质现实更真实的想象现实来获得精神成长。因此,在建筑传统不同力量的影响下,伦敦的监狱、教堂和闹鬼的房屋在永恒复现的模式中成为具有规训力量的异托邦和创伤的压制者,但同时也是揭示创伤,并提供再生和救赎力量的场所。第三章讨论了天主教传统的幽灵作用于伦敦和伦敦人并形成伦敦精神,主要涉及天主教传统的前宗教改革时期文化精神、戏剧性精神和魅惑性精神。阿克罗伊德认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不彻底性使得天主教并没有中断对伦敦和英国文化的影响。作家本人反对宗教改革,其小说中的伦敦本质上是一座天主教之城。但是,天主教的传统不能仅从宗教教义角度来理解,阿克罗伊德的天主教传统有着文化而非神学的本质。这种文化精神与新教文化精神相比,它是感官的、非理性的且有预见性的,伦敦的异质性就是建立在这一精神性上。在《霍克斯默》中,尼古拉斯·戴尔通过反抗18世纪宗教文化来传递他的神秘信仰,他信奉的是神秘主义和超自然力量。在《克拉肯威尔故事集》中,作家在政治阴谋故事的外衣下描述了中世纪晚期伦敦的生活,他推崇的是中世纪天主教文化。阿克罗伊德将戏剧性视为伦敦异质性的主要表现形式,戏剧性被认为是天主教的文化逻辑之一一,源于天主教的仪式和弥撒。《丹·雷诺和莱姆豪斯有生命的泥人》通过对维多利亚时代伦敦东区剧院、演员和表演的描述阐释了伦敦的异质性是植根于这种种大众流行文化形式之中,而不是上层阶级精英文化。另外,戏剧性还体现在伦敦的城市生活之中,它融合了神圣和世俗、欢乐和暴力的对立项。“魅惑性”在阿克罗伊德的伦敦小说中是一种被幽灵缠绕的、反复出现在某些地方、却无法用理牲和逻辑解释的超自然事件和现象,这是一种天主教思维,是一种移置的天主教主义。在小说中,魅惑的复现模式代表了一种永恒性。连环谋杀案无休止地重现被神圣化,却代表了伦敦某种黑暗的地域精神;在《狄博士的房屋》中,神秘主义的人物和事件反复出现,狄博士信仰的神秘主义认为:人类应该摆脱身体的束缚,上升到精神和灵魂的层而来实现永生;19世纪的哥特复兴被视为天主教文化的发声。阿克罗伊德通过对伦敦的哥特式表征,传达了他对未知的历史和被遗忘的天主教过去的关怀,它们从未消亡,并成为不断侵扰现实的幽灵。因此,天主教传统的文化精神不断复现,在此作用下,伦敦成为具有前宗教改革时期文化精神和戏剧性精神的魅惑之城。幽灵总是出没于阿克罗伊德伦敦小说的故事之中,传统的幽灵侵扰是其伦敦小说不变的主题。传统的不同功能,力量和精神构成了传统自身的异质性。传统被反复重新阐释,它幽灵性地存在于伦敦精神之中。在作家的伦敦小说中,传统和伦敦精神的本质性关系是:传统不断作用于伦敦城市和伦敦人,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塑造了伦敦精神。综合文学传统、建筑传统和天主教传统三个方面的作用及它们所塑造的具体的伦敦精神,可以得出:传统塑造了伦敦的永恒性和异质性,这是作家上升到预见性层面的阐释,因为作家认为对伦敦的理性化阐释无法触及伦敦精神的本质。这种永恒性在于:一方面,线性时间被解构从而产生永恒的复现,这表明伦敦超越了时间的限制。伦敦在不断回归传统,但是,在回归过程中,它也会改变传统,因为伦敦自身在不断获得新的意义;另一方面,传统的力量使得伦敦和伦敦人具有不断从毁灭中重生的潜能。这种异质性在于:首先,传统形成了伦敦和伦敦人不确定性的和分裂的本质;其次,在由传统塑造的伦敦精神中,各种对立力量能够共存;再次,由传统塑造得伦敦的异质性植根于非理性主义和诸如伦敦东区等地方的大众流行文化形式之中,而不是上层阶级精英文化形式。因此,阿克罗伊德的传统观不仅体现了他的文化责任心和维护民族文化的意识,而且为现代性危机中的城市发展提供了参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