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自行编制的居民数字健康素养测量评估量表,了解居民的数字健康素养现状;基于社会生态模型,识别居民数字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探究居民数字健康素养多元维度之间相互关联与影响路径,为改善居民数字健康素养水平提供针对性对策。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法。了解国内外有关健康素养、数字素养以及数字健康素养的测度研究现状,对研究者的研究内容以及测量评估工具等进行总结并加以述评。（2）半结构访谈法。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了10名访谈对象,了解受访者对于素养概念的认知程度、数字健康素养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建议等。（3）本研究采用自行编制的居民数字健康素养测量的调查问卷,通过网络平台收集了403份有关数字健康素养的数据。（4）量表的信度检验采用分半信度系数和Cronbach’sα系数,量表的结构效度则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检验;通过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居民数字健康素养现状进行分析,运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居民数字健康素养各维度得分差异进行分析,采用分层线性回归了解不同人口学特征、数字健康信息获取能力、评估能力和互动能力对应用能力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1）问卷构成。居民数字健康素养量表开发探索并验证了数字健康信息获取能力、评估能力、应用能力和互动能力四个维度。（2）问卷信效度。居民数字健康素养测度问卷的信效度良好,量表总体及内部各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均大于0.8,相关系数在0.595-0.899之间,公因子累计总方差贡献率大于70%,因子负荷均大于0.5。验证性因子分析RMSEA值、GFI值、NFI值、CFI值、TLI值基本达到理想适配标准。（3）单因素分析结果。不同年龄、不同婚姻状况、不同文化程度以及不同职业类型居民数字健康信息获取能力、应用能力、互动能力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除职业因素外,年龄、婚姻状况及文化程度的居民数字健康信息评估能力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获取能力（β=0.781,P＜0.001）、评估能力（β=0.503,P＜0.001）和互动能力（β=0.200,P＜0.001）显著影响应用能力。互动能力分别在获取能力和应用能力、评估能力和应用能力之间起调节作用（β=-0.090,P＜0.001;β=-0.067,P＜0.001）。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显示,数字健康信息获取能力直接影响评估能力、应用能力,评估能力直接影响应用能力,直接效应值分别为0.898、0.367和0.549（P＜0.001）。评估能力在获取能力和应用能力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753（P＜0.001）。研究结论:（1）从获取能力、评估能力、应用能力和互动能力四个维度来看,数字健康信息应用能力得分最高,其次是评估能力和获取能力,互动能力相对不足。本次调查的居民数字健康素养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2）年龄处于30岁以下、未婚、在读硕士研究生群体的数字健康素养水平相对较高。（3）在数字健康素养四个维度之间相互关联上,数字健康信息获取能力、评估能力直接影响应用能力,评估能力在获取能力与应用能力之间发挥中介效应;数字健康信息互动能力在获取能力和评估能力对应用能力的影响路径中起调节作用,但并未发现互动能力在获取能力和评估能力之间起调节作用。（4）本文从个人、人际、基于网络的社会环境以及与现实世界的连接等4个层面出发,建议通过跨模型,多层次的多措并举来改善居民数字健康素养,包括拥抱数字技术、避免数字沉浸;挖掘自身价值,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利用数字技术寻找信息支持与情感支持;将数字健康教育引入教育体系,创新教学方式、智慧医院的建设应坚持以病人为中心,遵循人性化的设计理念,对患者进行适当健康知识和数字医疗技术宣教、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作用、建立社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和引导、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