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问题永远是关系到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来说,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头等大事。我国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长期依赖于政府行政力量。这一传统的保障方法,一方面忽略了粮食作为商品的本质性,阻碍市场基础配置的本质作用,另一方面过度依赖政府的行政力量,使得政策的缺陷被无限放大,政府依靠行政力量发出的政策信息主要是保障粮食安全,而对于农民利益和粮价是无法进行有效调节的。2010年,国家发改委发出了粮食安全预警,认为现阶段影响粮食安全的主要有粮食产需缺口扩大、农业科技支撑能力不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水土资源约束增强和种粮比较收益长期偏低等。在全世界粮食危机和国内问题突出的背景下,中国应该如何保障粮食安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粮食安全预警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粮食安全预警能够对国家调控粮食安全起到保障作用,对防范和化解粮食风险,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粮食安全预警的运作涉及到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有效地处理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解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具有强制性、普遍性的法律成为了所有手段的最佳选择,而且,法律具有权威性、规范化、程序化等特点。通过法律对粮食生产、流通、储备、消费和预警等活动加以规定,有利于防范控制各种粮食安全风险,保障粮食供给与需求处于动态平衡状态。面对全球粮食安全危机日益加重的现实,从经济方法研究粮食安全预警的同时,通过法律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来保障粮食安全预警显得尤为必要。当前,学者们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粮食安全预警的方法、警情和预警模型的设计进行了研究,但对粮食安全预警的法律制度研究方面还比较欠缺。通过对粮食安全预警法律制度相关问题的研究,扬长避短提出对粮食安全和粮食安全预警概念的法律界定。分析粮食安全预警的现状,总结出我国粮食安全预警法律制度存在的四点问题：粮食安全预警法律制度碎片化、原则不清晰、法律关系主体与法律责任不明确以及预警范围与预警方法不合理。比较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提出国外粮食安全预警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四点启示：统一的法律体系、独立的预警机构、完善的预警信息采集与交流和较高的预警应急管理水平。针对上述问题,发现确保粮食安全的最佳途径是通过法律对粮食安全预警加以规定。通过粮食法对粮食安全预警进行原则性规定,然后再通过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对粮食安全预警进行完善。具体来说,主要是构建粮食安全预警法律制度一体化；确定粮食安全预警法律制度原则；明确粮食安全预警的主体和法律责任；调整粮食安全预警的预警范围和方法路径；完善粮食安全预警信息检测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