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关于日本天主教作家远藤周作的作家论,旨在考察他的作品世界以及宗教思想。远藤周作的作品世界蕴涵着两大主题:其一为“基督形象的探索”。这一主题从早期的“天主教一神信仰与日本泛神信仰”的矛盾开始,历经《沉默》中“母性的耶稣”,最终至《武士》发现“耶稣的王国”。这一主题是远藤周作创作的主线。在这一主题中,远藤周作经历了信仰与身份的冲突并最终走向和解。与此同时,他对人性之中的“罪”也进行了回应。另一主题即为对人性深层次无意识的探讨,主要探讨人性中的“恶”以及“恶”能否得到解救的问题,《丑闻》的创作背景即在于此。而集大成之作《深深的河》则是对以上两大主题的融合。幼年时期的远藤周作在母亲的影响之下接受了洗礼,成为了一名基督教徒。尚处于懵懂之中的远藤并未意识到这次洗礼会给他带来何种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意识到日本精神传统之中的泛神信仰与基督教的一神信仰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信仰体系,它们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进入大学之后,远藤周作深受法国天主教文学家创作理念的影响,站在一神信仰的立场上对作家堀辰雄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对泛神世界的向往进行了批判。同时,二战时期日本教会的不作为以及他本人所表现出的懦弱使他在信仰上遭受了重大的打击,让他开始思索信仰的意义。战后,远藤周作作为日本首批留学生赴法国留学,二年半的留学生活给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法国留学期间远藤意识到西方语境中的基督教信仰并不是绝对的,天主教如果如同字面意义所示具有普世性,那么它不应该被秩序化,应该可以从多种角度对其进行阐释。通过留学生活远藤认为他无法生搬硬套地接受西方的基督教信仰,必须以自己的方式摸索适合自己的耶稣形象。处于摸索阶段的远藤周作步履维艰,其作品的色彩也阴暗且沉郁。在从《至亚丁》至《海与毒药》的一系列作品中,远藤着重通过描写信仰缺失的日本人悲惨的生活状态对他本人的信仰进行拷问。作品在体现远藤本人与西方的基督教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距离的同时也让他潜心思考他决心探索的宗教信仰究竟为何种形态。1960年至1962年间的病床生活让远藤周作在宗教信仰上又一次经历了洗礼。在此背景之下他于1966年创作了作品《沉默》。在作品中远藤一改初期作品中的冷峻与批判的笔调,以温和的目光注视着弱者,并塑造出了“母性的耶稣”。很显然,“母性的耶稣”之中蕴含了很多远藤个人的因素。因此,如何发展这一基督形象,使之为普通日本人所接受成为了远藤的课题。在《死海之滨》中远藤通过独特的叙事技巧成功地刻画出了作为“永远的同伴者”的耶稣形象。由于作品具有些许考古学的风格,所以并未为大多数读者所理解。为了使“永远的同伴者”耶稣能够自然地走入普通日本人的信仰世界,远藤从历史中寻找素材,继而创作了作品《武士》。《武士》是远藤周作探索耶稣形象的收尾之作,也是这一系列作品的最高峰。在成为一名作家之前,远藤周作便通过法国天主教文学家的作品明确了作家的任务,那便是深入地剖析人性的本质。从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入手进行探索直至发现通往信仰的道路是法国天主教作家一贯的创作方法。远藤周作继承了这一手法,并且走得更远。法国留学生活坚定了他探索人性黑暗面的决心,因为他深信探究人性之中的罪恶也是通向神的道路之一。对于罪恶远藤有着自己的认识,他认为“罪”与“恶”的性质并不相同。在探索基督形象的过程中远藤以作品对“罪”的问题进行了回应。从宗教层面来看最大的“罪”莫过于背叛信仰、怀疑神的存在,而“永远的同伴者”深知信徒的痛苦,罪行也相应地得到了宽恕。在早期的《白种人》、《海与毒药》等作品中,远藤尝试探讨了人性中的“恶”,只是探索耶稣形象一度成为了他的主要任务,对人性深层次无意识中的“恶”的探讨才被搁置了起来。而在《武士》之后,远藤重新开始对“恶”进行探索,并创作了作品《丑闻》。《丑闻》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一部过渡性的作品,远藤在作品中并没有探讨如何对“恶”进行拯救。在晚年的集大成之作《深深的河》中,远藤将拯救人性之中的“恶”与探索耶稣形象这两个主题进行了融合,提出能够对“恶”进行拯救的只有“神圣性”,而“神圣性”具体地体现在“永远的同伴者”的行动之上。远藤进而指出宗教信仰的核心在于“宗教性”,这种“宗教性”内含于所有宗教之中,所以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远藤周作在日本文坛上被定位为战后“第三批新人”作家。由于作为一名信徒的他始终站在天主教徒的立场上探索神的实质与罪恶等形而上的问题,所以在“第三批新人”之中显得较为独特。自明治时期以来,日本作家们从未停止过对基督教的思考与探索,远藤周作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开拓了一片属于他自己的新天地。其作品在全世界拥有众多的读者,他的宗教思想在感化了一批又一批普通民众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读者以及信徒的强烈不满,引发人们深入地思考信仰的终极意义。从这一层面来看,远藤文学的影响还将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