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式大学社区是中国城市内部特有的一种空间形态和土地利用形式。一方面,封闭式大学社区属于高等教育用地,为城市和区域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封闭式大学社区面积巨大、其内部常提供居住空间和公共服务,是一种以边界和门禁系统、与城市公共空间隔离的封闭式社区。近年来,以高等学校在校生数量的迅速增长为标志,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快速扩大,高等学校数量呈爆发式的增长。各大高校或就地扩大已有校园面积、或规划建立新校区,直接表现为面积巨大的大学校园。和西方国家的大学生相比,中国的大学生群体集聚在封闭式大学社区内,有着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出行需求:大多数学生居住在校园内由学校分配和管理的学生宿舍中,原则上不可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在既有的理论和实践中,封闭式大学社区常被视为静态的和自给自足的“象牙塔”。然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创意城市的产生,城市与大学之间的互动日益紧密,这种互动关系不仅具有空间性,更具有社会性。因此,本文以城市与大学互动的背景,在城市内部空间的尺度下,尝试探讨封闭式大学社区及其所造成的社会空间效应。针对研究主题,通过文献分析和参与式观察法,构建封闭式大学社区的内涵,并立足于相关城市地理学理论,提出封闭式大学社区的社会空间效应分析框架。以学生群体平等参与城市生活的研究视角,对封闭式大学社区的场所空间特征、场所社会空间特征和效应、流动空间的空间隔离效应和流动空间的出行机会差异效应进行基于定量方法的实证分析。以“大学之城”武汉市为研究案例,利用遥感影像解译、开放大数据爬取、实地调查等方式,获取POI数据、居民点建筑级别的群体分布数据和出行网络数据,构建了研究区地理空间数据库。研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封闭式大学社区的城市社会空间特征和效应进行研究:应用标准差椭圆（SDE）、容积率、围合度和混合度以分析封闭式大学社区的城市场所空间特征;应用核密度、分异指数、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LISA）以分析封闭式大学社区的社会场所空间效应;应用网络分析、区位商（LQ）、协同定位商（CLQ）以分析不同出行模式和尺度下封闭式大学社区群体潜在活动空间类型的流动空间差异效应;应用最小时间、引力模型、全体加权和需求竞争等可达性方法以分析封闭式大学社区出行的流动机会差异效应,分析由土地利用所导致的群体出行机会差异。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封闭式大学社区是一种具有制度性、空间性和社会性等三个内涵的城市空间单元。封闭式大学社区由单位、封闭式社区和大学校园等三个城市研究中既有概念所派生,具有单位大院、高校单位、学生社区等三个属性。同时,封闭式大学社区具备三个特性:在制度上,具有“大学办社会”的治理方式;在空间上,具有教学和科研职能的中心性;在社会上,具有学习和生活的匹配性。封闭式大学社区的社会性和空间性特性由治理方式所产生:教学和科研职能的中心性产生了校园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学习和生活的匹配性产生了学生群体在校园内部的集聚性。封闭式大学社区具有多个外延,可按发展阶段、层次结构、校园形态等不同的内涵进行类型划分。（2）就场所空间的城市空间特征而言,封闭式大学社区具有大面积、低密度、高围合度和集聚分布等特征。封闭式大学社区的学习和科研中心性表现为校园的封闭性和独立性。城市内部的中观尺度下的城市空间特征主要表现在:第一,封闭式大学社区分布具有明显的方向性、趋同性、集中性,发展方向和基于土地扩张的城镇化方向具有一致性;第二,封闭式大学社区在具备更大面积的体量同时,容积率和土地利用强度也更低,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响应程度也更低、存在大尺度粗放发展的现象;第三,封闭式大学社区的围合度更大、对校园和周边的出行流动分隔作用也更大,同时封闭式大学社区的围合度呈上升趋势,内部的土地利用混合度却呈现下降趋势。（3）就场所空间的社会空间特征和社会空间效应而言,封闭式大学社区对内部的学生群体产生了社会空间分异和基于居住空间的隔离。封闭式大学社区的学习和生活匹配性表现为“职住合一”的宿舍制度。在城市内部的中观尺度下的社会空间特征主要表现在:第一,封闭式大学社区对内部的群体的社会空间分异,老年群体的分布与全市人口在研究区内的分布呈趋同性;与老年群体相比,学生群体的分布在空间上更为集中;第二,封闭式大学社区产生了内部学生群体的居住隔离,相比于老年群体,封闭式大学校园中学生群体的居住隔离程度更高,单一化居住程度更高、可接触社会其他群体的机会更少、和城市社会的融合程度也更低。但是这种居住隔离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化的隔离。封闭式大学社区所形成的社会空间分异和居住隔离表明,封闭式大学社区的内部群体仍保有较高的社会均质性。（4）就流动空间差异效应而言,封闭式大学社区的居住隔离效应并未直接导致群体潜在活动空间类型的隔离,社会隔离具有多维性。步行出行尺度的分析结果表明,受封闭式大学社区所产生的居住隔离所影响,学生群体的潜在活动空间与城市内部其他封闭式社区的居民群体潜在活动空间在范围和位置上有较大差异,但对比学生和其他封闭社区居民的潜在活动空间类型表明,学生群体所获得的生活类服务水平与城市其他居民基本相当。此外,校内和校外活动空间的差异表现在校园内部的服务布局仍然以教育科研设施和体育健身设施为主导,符合大学校园作为教育机构的定位,但和研究区平均水平相比,校园内部公共服务和公共空间比例严重不足。在学生需求无法在校园内部满足时,校园周边的学生潜在活动空间内就会出现相关的服务,作为对校园内部公共服务的补充和替代,产生了校园周边以活动类型与校内互补为特征的一种新型“学生化”空间。多模式公共交通出行尺度的分析结果表明,学生群体和其他居民群体在最大时间约束范围内的潜在活动空间范围和类型存在高度相似性,公共交通改善了群体的移动性和移动能力,为学生群体平等参与城市生活提供了参与机会。但是,多时间阈值约束下的活动空间对比发现学生群体利用校园周边公共交通服务的能力存在问题。（5）就流动空间效应差异而言,封闭式大学社区虽然未产生基于潜在活动空间的隔离,但产生了学生在校内和校外两个方面的活动空间差异,是一种由两个部分组成的新型“学生化”空间。在“学生化”第一空间内,校内学习生活区域的分离和公共空间不足。校园内外潜在活动空间的对比表明,校园内部服务的教育性强于公共性,社交性的公共空间不足,内部服务的不足会导致学生出行需求的增加。高校更多的将自身视为教育科研机构和事业单位,而较少顾及甚至是忽视了其内部的学生社区属性。在“学生化”第二空间内,校园周边活动空间产生了变化。封闭式大学社区对“学生化”社区形成的过程是一种制度化和强制性的引导,“学生化”过程显现在校园周边的学生潜在活动空间中。大学校园周边的学生潜在活动空间内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学生化”服务空间,以邻里物质空间和活动空间类型的变化为特征,使学生能够获得与城市其他居民基本相当的日常活动服务水平。（6）就流动机会差异效应而言,封闭式大学社区虽然未产生基于潜在活动空间的隔离,但存在公共交通可达机会和学生群体出行机会的社会空间不平等。公交服务供给和群体需求两方面对封闭式大学社区公共交通服务可达性的分析发现,研究区域内的封闭式大学社区大学校园存在出行机会的不平等效应,这种不平等有两种形式,包括空间上的出行机会不平等和社会群体间的出行机会不平等。引力模型和最小时间可达性的分析表明,空间上的不平等体现在校园空间内外可达机会的差异;群体加权平均可达性的分析表明,社会群体间的不平等体现在老年群体和大学生群体的可达机会差异;群体竞争的可达性分析表明,大学周边的交通站点不足以满足封闭式大学社区内部高密度的学生人口集聚,这种集聚也产生了需求竞争的可达机会与出行机会空间不平等。（7）就流动机会差异效应而言,出行机会的不平等是由封闭式大学社区大面积、封闭性的土地利用方式所产生。公共交通服务可达性和出行机会的社会空间不平等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所致。从供给方面而言,学生到达学校校门的可达性较差。大学校园的空间治理归于教育部门,校园内的土地利用和规划无法与城市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规划相同步,校园内也无法设置公交站点以连通校园内外;因此大学生要使用公共交通出行,首先从学生宿舍要步行一段较长的距离,需要额外的成本才能到达校门外的公交站点。从需求方面而言,作为一种特殊的土地利用形式和空间单元,大学校园周边获得了较好的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支持,但乘客群体竞争的可达性指数说明了大学生在走出校门后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才能使用到过度拥挤的公共交通,大学周边的交通站点不足以满足高密度集聚的学生人口的需求。造成出行机会不平等的供需两方面因素皆来自封闭式大学社区大面积、封闭性的土地利用方式。政府、市场和高校等主体对这种特殊的土地利用方式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空间效应产生影响。政府的作用产生于治理制度,具体表现为校外空间的破碎和分隔、校内空间的半公共性、校内群体权利的双重性和大学与城市的定位关系。市场的作用产生于群体需求,具体表现为校外空间的“学生化”、日常生活的溢出效应、外部性与服务集群。高校的作用产生于路径依赖,具体表现为居住空间的制度化、日常空间的专业化、内部设施的“俱乐部”化。政府、市场和高校之间通过共生、合作和互动等关系对封闭式大学社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及其所产生的社会空间效应发挥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