蜻蜓目昆虫由6000多个种组成，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俗称蜻蜓或豆娘。蜻蜓（目）以蚊子等小型昆虫为食。已有研究表明在特定环境下释放蜻蜓若虫可以起到生物防治的作用。另外，最近有研究者从蜻蜓中分离出几十种环状单链DNA（ssDNA）病毒。提出，作为一个顶级昆虫捕食者，蜻蜓是一种昆虫ssDNA病毒的富集“机器”。因其进化上的多样性、生态型和表型的可塑性以及生命周期的复杂性，蜻蜓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研究者的目光。不过，目前关于蜻蜓的分子水平的研究还是较少。　　在本研究中，我们从2014到2017年在中国中部、南部以及巴基斯坦的西南部采集了大量的蜻蜓。然后，我们通过COI基因测序对这些蜻蜓进行了分子鉴定，并以滚环扩增技术从采自福州的蜻蜓中富集和鉴定了ssDNA病毒。对所得COI序列，我们以BioEdit v6中的Clustal-W进行比对，通过邻接法进行系统发育树构建；用MEGA7通过Kimura2参数计算遗传距离，并以DnaSP v5计算遗传多样性。此外，我们还分析了核苷酸错配分布以确认所有序列的遗传多样性。对ssDNA病毒序列，我们也以类似方法进行了分析。　　序列分析表明，我们从中国中部（武汉）和巴基斯坦（5个地点）采集了67个不同种的蜻蜓，它们可以归为15个不同的属，两个不同的科（Gomphidae和Libellulidae）。在种的水平上，猩红蜻蜓（Crocothemis servilia）遗传多样性最高，为24.96%，Libellulidae sp.次之，为22.30%。遗传多样性最小的为Melligomphus ardens（0.82%）。总体来讲，我们所获得的序列一共有341个突变位点。其中，猩红蜻蜓突变位点最多，为176个。Libellulidae sp.次之，为150个。而Melligomphus ardens仅有3个突变位点。一个意外的发现是，尽管所有的中国猩红蜻蜓都采自武汉这一个城市，而巴基斯坦的猩红蜻蜓采自相距超过500公里的多个地点，在猩红蜻蜓的遗传多样性上，中国明显高于巴基斯坦。　　对采自中国南部的蜻蜓，我们获得了61条COI序列。分析表明，这些蜻蜓可以归为16个不同的种，分属于11个不同的属和3个不同的科（Aeshnidae,Gomphidae and Libellulidae）。赤蜻属（Trithemis）遗传多样性最高（18.69%），灰蜻属（Orthetrum）次之(18.16%)，而多样性最低的为黄蜻属（Pantala，0.31%）。从赤蜻属和灰蜻属序列中，我们分别发现了142和126个突变位点，而从黄蜻属序列中我们仅发现了2个突变位点。总的来讲，我们共从三个科的蜻蜓中发现404个突变位点，其中，从Libellulidae中发现了344个。　　此外，序列分析表明，我们从中国南部采集的蜻蜓（目）中，还有10个豆娘种，分属于7个不同的属，4个不同的科。在属的水平上，鼻蟌属（Rhinocypha）遗传多样性最高（9.31%），Hetaerina次之（8.23%），而黄蟌属（Ceriagrion）和异痣蟌属（Ischnura）遗传多样性较低，分别在0.32%和0.48%。我们分别从Hetaerina和鼻蟌属发现了181和68个突变位点，而从黄蟌属和异痣蟌属，我们仅分别发现了2个和6个突变位点。从科的水平讲，4个不同的科之间具有显著差异，这种差异的显著性可以通过Tajima’s D和Fu’s Fs两种检测。　　我们从福州的蜻蜓中发现了3种cycloviruses，分别将其命名为蜻蜓相关Cyclovirus-9-11(DfCyV-9,-10,-11)。这三种Cycloviruses在全基因组水平上的同源率在61.6-65.1%，而它们与已正式确立的Cycloviruses间的同源率在56.1-79.6%。根据cycloviruses的分类标准，DfCyV-9,-10和11各自代表一个cyclovirus新种。值得指出的是，DfCyV-10所编码的Rep蛋白与蝙蝠相关cyclovirus2(BatACyV-2，一个来自于中国的cyclovirus)的Rep高度同源，其氨基酸水平的相似性为79.4%，然而，DfCyV-10所编码的Cp蛋白却与BatACyV-10（一个来自于巴西的cyclovirus）的Cp蛋白高度同源，其氨基酸水平的相似性为71.7%。　　尽管研究者已对蜻蜓（目）有了较多的研究，但对世界上的很多地区来讲，关于蜻蜓的分子水平的数据还是空白。本研究以分子生物学手段从中国和巴基斯坦鉴定到30多个蜻蜓种，揭示了这两个国家蜻蜓的遗传多样性。另外，本研究还从中国福州的蜻蜓分离到3个cyclovirus新种。这些数据将为进一步研究和认识蜻蜓以及它们所携带的ssDNA病毒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