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互联网迅速普及,并逐渐延伸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网络暴力”这一副产品产生之初就以其极大的破坏力带来了巨大的不良社会影响。2019年12月发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为“网络暴力”的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向。然而以现行法律规制“网络暴力”犯罪仍面临着司法认定标准不明的问题。有别于一般传统暴力的有形物理力特征,以制造精神压迫为手段对被害人进行攻击的是“网络暴力”的关键所在,但现行法律尚未对“网络暴力”进行明确界定,本文将“网络暴力”行为分为网络侮辱、网络诽谤、人肉搜索和起哄闹事型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从其他制裁手段的无效性方面论证了以刑法规制“网络暴力”的必要性。通过对“网络暴力”行为模式的探究,认为“网络暴力”行为主要涉及到三类罪名,分别是侮辱罪和诽谤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寻衅滋事罪。在网络诽谤实行行为的认定中,本文认为“明知并散布诽谤信息”不属于“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将“明知”并“散布”诽谤信息的行为认定为诽谤行为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法益侵害性标准应当受到构成要件该当性的限制。以“点击、浏览、转发次数”认定“情节严重”具有操作上的难点和缺点,纯数字标准并不能准确认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网络诽谤案件诉讼程序的适用中,论证了诽谤罪“告诉才处理”的因由以及司法机关介入自诉案件的合理性、合法性依据。在人肉搜索型“网络暴力”的司法认定中,本文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具备隐私属性,应将“可识别性”作为个人信息的唯一属性。人肉搜索后被害人自杀并不能被认定为“造成被害人死亡”,因为刑法责任主义原则要求行为人仅对自身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且自杀因素切断了人肉搜索行为和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与被害人自杀死亡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在起哄闹事型“网络暴力”的认定中,首先,网络空间秩序也属于社会秩序,应对社会秩序含义进行扩张解释,赋予网络空间秩序保护价值。其次,在起哄闹事型“网络暴力”已然具备了法益侵害性的前提下,将网络空间认定为“公共场所”具备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