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已经成为当今奋斗的主要目标,是个体、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要关心的话题和不懈努力的责任。与此同时,随着信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组织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不仅对员工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还要求员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工作中去,以力求创造出最大的价值,抢占市场先机,实现组织的发展和腾飞。于是,在理想追求和现实要求的双重压力下,工作干扰家庭成为越来越多个体不得不面对的困境,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消极的影响,比如带来个体的情绪倦怠、整体的低效工作、萌生离职念头、产生精神紧张等等,而这些负面的行为结果使得工作干扰家庭成为越来越多组织管理者为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而不得不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因此,工作干扰家庭如何影响员工的心理状态和工作行为表现以及如何帮助个体平衡好工作和家庭需求,实现工作家庭共赢局面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管理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多年来,学者们进行了众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工作干扰家庭或被认为是一种角色间冲突,或被认为是一种压力源,它被认为能够预测员工的离职倾向、工作绩效和满意度,但是对于工作干扰家庭与离职、绩效和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论存在着差异,且对工作干扰家庭是如何影响员工工作行为的作用机制的研究还相对较少。鉴于人们感受到工作干扰家庭到最终形成相应的应对行为之间还存在过程机制,所以考察他们的心理认知过程对于介入调节员工行为有重要的意义。基于“压力—态度—行为”的基本逻辑和资源保存理论,我们在本研究中将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来进行研究,这对于探究工作干扰家庭对员工行为影响的心理作用机制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此外,鉴于不同的个体即使面对同样的工作家庭冲突其心理感受和行为表现也存在差异的现实实践,我们参考了差异化曝光和应对理论视角,检验了大五人格对工作干扰家庭与满意度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检验其作为调节中介的作用。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工收集到633份有效问卷,通过对问卷的分析发现:工作干扰家庭与工作绩效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与离职倾向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工作满意度在工作干扰家庭与离职倾向、工作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但生活满意度只在工作干扰家庭与工作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与离职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外向性、尽责性和经验开放性的人格均与工作干扰家庭显著负相关,神经质人格则显著正相关;神经质在工作干扰家庭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而开放性则在工作干扰家庭与工作、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调节效应均显著。